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重点记述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捻军起义和处理天津教案、发起洋务运动的过程；分析了曾国藩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对后世的影响；归纳了曾国藩的用人方略，概述了以曾国藩及其幕府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发展、分化和主要特征、作用；实事求是地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历史作用。

本科生教材

古代并非只有一种历史，人类自由的心灵创造出许多种类型。谁想要知道如今称之为历史学的是关于什么，就必须理解这个类型的多样性和它们的起源。 在本书中，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告诉了我们，希腊史学、希伯来史学与波斯史学之渊源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希腊史学伟大的修昔底德传统和希罗多德传统的兴衰与希伯来史学在《马加比书》出现之后消失的原因，以及希罗多德传统、古文物学者到现代社会学的传承和这个统绪与源自于修昔底德传统的古典—现代史学的对立、融合；作者还指出，罗马人接纳了希腊史学，并创造了民族历史的书写形式，这种接纳从此决定了欧洲史学的未来：欧洲民族史学与史学的古典特性即来源于此；最后，作者叙述了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斯首创的基督教会史学，它受到希腊史学多方面的影响，却又有超验的意义，以使徒传承和教义正统为支柱，创造了关于神圣制度与普世教会的历史，其对历史进程赋予意义的天命观，在18、19世纪开始渗透进现代历史的书写，促成了历史哲学的出现，而随着现代的兴起，又因基督教与人间事务的深刻纠葛，使得教会历史存在的权利被广泛地质疑。 历史学将走向何方？作者问道，历史学与社会学还会继续分离吗？教会历史在现代世界的命运将会如何？现代历史哲学与现代史学最终是否能协调一致？一切疑问的解答与对未来的预言依然有待我们再一次回到一切历史的开端之处。

《中国通史》(全12卷)(共22册)：1999年，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全书12卷22册，1400万字。该书有很多创新之处，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是我国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国通史》出版后，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评论文章，其中对《中国通史》的体例创新、理论价值、学术特点等作了充分的论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压轴之作，体例很有创新，全书共分甲、乙、丙、丁四编。其中甲编序说，介绍史料、史籍、考古材料及研究状况等；乙编综述，类似通史著作，又似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按历史顺序叙述一代大事；丙编典志，这部分是专史，类似纪传体中的志，叙述各种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礼俗等；丁班传记，这部分在全书中的篇幅很大，每朝代两卷，传记占去一卷。这部书吸收了传统史书中的这一优点，克服了一般通史有事无人的缺陷，令人耳目一新，其序说部分内容非常扎实。它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某段研究的史料，其中既包括文献的，也包括考古的；既有当时人写的，也有后人写的，无不作出评论。又用很多篇幅论述研究状况，把读者直接带到了这段历史研究的前沿，让读者了解当前的研究状况是这部通史的一大特色。

当今中国正在继续发轫于近代的借鉴西方走向富强之路的现代化进程，而中华民族悲壮的近代磨难的主要原因便在于对西方文化的跨文化误读，进而反思近代中国的悲壮历程对当前中国或许尤为紧要。很多中华学人矢志于辨析近代悲剧，不断阐发各自的宏论新见，以期尽可能认知近代悲剧的历史语境，而成为当前中国之鉴。袁伟时先生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便是辨剖近代悲剧的近著中极蕴新见的佳构。 作者在书中主要剖析了鸦片战争后五十年间(一八四○——一八九○)中华文化的能动表现者面对突然不期而至的西方文化的思考与迷失，从多方面揭示从经世致用思潮到洋务思潮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变局，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的殚精思考。作者高度评价魏源、郭嵩焘、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充分肯定他们的思想，称他们为“早期民主思想家”。 这些有识之士虽不曾执掌大权，甚至不曾入仕，但他们位卑不忘国忧，面对西方文化，他们广泛学习，认真观察，竭智思考，著书立言，为中国抵御侵略走向富强而呕心擘画，形成对西方文化的合理认知，并积极倡导中国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走向富国强民的现代社会。 这些有识之士尽管囿于当时的有限认知，没能象作者那样明确指出“华夷之辨是传统文化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重负”，“是中华民族步履蹒跚的直接原因，也是这个古老民族仍在沉睡的重要标志”，但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人不是夷狄。进而他们认识到西方“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汽轮车船夺天工造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以为敌”(郭嵩焘)，西方“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王韬)，而中国则已落后于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 至若向西方学习什么，这些有识之士指出，中国若要富强，首先应学习西方建立私有经济主导的工业化经济制度，“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夫将欲使中国火轮船与洋人争胜，徒恃官置之一二船无当也。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益”。(郭嵩焘)。 那么，这些有识之士的对西方文化的合理认知以及据此对中国发展取向的合理选择为何不能为当权者所认同接受采纳呢？ 我以为关键在于这些有识之士对西方富强的跨文化误读，他们误读了西方社会富强的起始条件，以为在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是可以建立起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而实际上西方建立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起始条件完全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基于小农经济的专制社会制度和封闭保守的文化传统。 专制制度与富强有重大的不相容性。专制制度下只能实现有限的富强，而专制制度下的富强往往潜生民族和文化毁灭性因素。社会富强最终需要打倒专制。当时有识之士没有认识到西方思想家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批判，因而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建议根本不可能为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的当权者所接受采纳，或者说他们的建议不可能使当时专制制度下的中国真正走向西方式的富强的现代化社会。 作者在书中还理性地分析了当时对西方民主和策略的合理性，指纠了一些人对郭嵩焘、徐继畬甚至李鸿章的投降、卖国的不实斥骂，同时对赫德、林乐知、傅兰雅等西方在华人士对中国学习西方的建议作了冷面周细的分析，直斥一些人对西方人建议的纯情绪化反应，并坦陈了作者对太平天国、学习西方三阶段说、曾国藩、群众性等问题的思考和理解。这些闳见同样惠人新识，启人深思。

近二十年来，作者近距离观察与接触西方学术，日益体会到历史知识学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学术的参照系。本书著重考察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成就以及在此影响下发生的学术转型，进而由此引发的文史研究的新气象。为了使论述不流于泛泛而谈，所以着重取在史学领域做出贡献的历史学家为个案，分析个人的治史风格，同时也探索个人风格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此点正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同国家的具体语境不同、每位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而在诸多不同中，又存在着一些可资互相参照的共同点，那就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科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向，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领域。正是从这一层面而言，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零星写就了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意在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前言 学术史 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 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 学人 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书 向达先生文史研究的贡献 魏特夫与艾博华教授 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 悼克里姆凯特教授 书序 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二十世纪唐研究》序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序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序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 书评 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 美国讨论施坚雅的区域系统观的几篇评论 苏联出版的几部民族史著作 评卜德《中国的思想、社会与科学——近代之前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思维背景与社会背景》 评沟口雄三、汪德迈合编《儒教与亚洲社会》 评麦大维《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 评Allsen《蒙古帝国主义：1251—1259年蒙哥大汗对中国、俄国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 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编号敦煌汉文写卷目录》第4卷 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写卷注记目录》 自述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