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后火德”是流行于两汉时期的一个复合政治文化命题。它包含两个原本各自独立的命题：一个是“汉家尧后”，意思是汉朝天子是古圣王尧的后裔；另一个是“汉为火德”，意思是汉朝在五德运序中的属德是火。这个命题对两汉的政治、文化、学术、文化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颇具研究价值。 《新五德终始说与两汉的政治文化》是学术性很强的研究专著，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有以“尧后火德说”为专门对象的研究专著或论文发表，但自清末和民国以来，曾有一些著名学者，如康有为、顾颉刚、钱穆、杨向奎等人，直接或间接地触及过这个问题。本书即是在充分借鉴、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辨是非，将前人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本书出版前，曾被安作璋、姜伯勤、蔡鸿生等著名学者审阅，获得了较高评价，被认为有“很强的创新意义”、“发前人所未发”、“取得了突破性创新”、“具有正本溯源的意义”，且达到了此一问题研究的前沿水平。

《廿二史考异》一百卷，清钱大昕撰。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官少詹事、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1775)丁忧后不复出仕，专心著述。先后担任南京钟山书院、松江娄东书院、苏州紫阳书院院长。居苏州尤久，年七十七卒。《廿二史考异》全书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即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明史》，又将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从《后汉书》分出，别立为《续汉书》二卷，所以总目实际列出二十三史。

张舜徽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博涉四部，在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造诣精深，留下大量论著。他在《八十自叙》中总结说：“余之治学，始慕干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韦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着》；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乎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书，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赳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此仅为就其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而言，已足以彰显先生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他的这些成就，使他成为公认的国学大师，更是华中师范大学不可多得的代表性学者。

作者的用意是用一种“准历史”的方法来描述生活、审视艺术。“准历史”是我的个人用语，意思是：这不是采用严格的历史治学的方法写作而成的文字，而是一个历史学家浸淫历史多年之后，以内在的史学修养悟出的心灵随感。这注定不是一些让时尚爱戴的文字：它的方法虽然睿智，却嫌古典；它的文字过于清丽，不够浓艳；它的思想过于厚重，不够轻浮。在其中我看到一个史学家的努力：他试图挣脱现实的桎梏，为历史正名。在作者看来，所谓历

《中国史学史》初成于1953年，该书共计10多万字，分20章对中国史学的演变作了概述，叙述了上古至清代各史书修纂的经过，列举其著者、卷秩，明示其体例方法，而间或加以考证。内容也不出历史编纂学和文献学范围，在介绍史书情况时偏重于就史料的考证分析，对于史学方法的评论则有专章细论，几乎是各个大学《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等课程都会开列的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