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创始人：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的事迹虽茫昧不明，有关他们的传说却并非神话，其中充满着古人的基本精神。本书即是讲述他们的故事，虽非信史，然中国上古史真相，庶可于此诸故事中一窥究竟。 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和创始人，自他之后，文化才慢慢地生长，至周朝大体确定。其后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为道统――文化传统的传授者。周公之后，能发挥中国文化真精神的，就是孔子。 钱穆先生为史学大家，其治史注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以求取历史之大义与精神为要旨。本书叶为讲述“黄帝的故事”，其治史风格却一如既往，可为初涉猎上古史者之入门书。

钱穆先生86岁时患眼疾，“不能见字，不能读书”，只好口述，夫人记录，而后口诵耳听，一字一句修改订定，终稿时已92岁高龄，故曰《晚学盲言》。全书分三大部分，九十个专题，一为“宇宙天地自然之部”，二为“政治社会人文之部”，三为“德性行为修养之部”。九十个专题，虽篇各一意，却相贯相承，每篇均是两个命题的对举，如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常与变、道与器、权与能、礼与法、雅与俗等等，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要义的综括，或是对中西文化异同的归纳，均博而反约，致广大而尽精微，可谓是作者晚年对中西文化异同的一次总结性的综论。

这本书意在指出目前中国社会人人习用普遍流行的几许观念与名词——如道理、性命、德行、气运，由此上溯全部中国思想史，由浅入深，即凭众所共知共喻，阐述此诸观念诸名词之内在涵义，并及其流变沿革，并及其相互会通之点，而藉以描述出中国传统思想一大轮廓。

本书为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一作者从学科史的角度，以点带面、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中西史学的比照中见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思想和学术的精神与大义。

作者“旨求通俗，义取综合”，从中国的社会文化演变，传统的政治教育制度等多个侧面，融古今、贯诸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之特质、症结、演变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巨大影响，作了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剖析，内中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专门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 ——钱穆，《如何研究经济史》 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与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本书重视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潮之间的相互联系，涵盖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水利及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政策、还包括政府还是市场主导的经济思想争论。 ——林毅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1954至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叶龙曾师从钱穆多年，详尽笔录及整理了先师两门课程的内容，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流畅易读的文章，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最后集结出版形成本书。本书不仅填补了钱穆先生缺乏经济专门史著作的遗憾，更令读者能够通过阅读中国经济史加深对钱穆先生其他著作的理解，以体悟钱穆先生强调要在文化传统一体性中做研究的教诲。 贯穿全书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年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希望此书能够帮助读者解读目前推行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同时起到镜鉴作用，将有益的经验应用于今日商业社会，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