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6》收入的是马克思1857年1月至12月的著作。这些著作包括继续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时评和政论，以及应约为《美国新百科全书》编写的一系列条目。席卷欧洲主要国家的1848—1849年革命遭到失败以后，整个欧洲陷入黑暗的政治反动时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在英国，获得长足发展。生产规模空前扩大，世界市场贸易额成倍增加，信用和银行业空前发展，证券交易所中弥漫着投机的狂热。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这个政治反动和经济繁荣的时期，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他们根据大量事实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科学分析，认为普遍的危机不可避免并将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社会的动荡。在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6》的文章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当时波及整个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危机，抨击了欧洲列强反动的内外政策，揭露了它们野蛮的殖民掠夺，高度评价东方被压迫民族反抗列强殖民统治和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

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各种各样，涉及领域也十分广泛，但至今尚未有一本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和理论、并将其上升到原理高度的著作。为了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王沪宁任主编、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林尚立、孙关宏任副主编，编著了本书。本书在充分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根据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规律的基本思想逻辑，全面、系统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本书是高校社会学尤其是政治学、行政学学科研究人士的重要参考书，是高校的首选教材。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内容简介：在这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读到后现代大师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福柯认为，他之所以别出心裁地提出“知识考古学”，是为了关注被传统史学家、思想史学家有意删除的“零落时间的印迹”，即非连续性，并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密码。①在福柯看来，过去的思想史面对一种观念、一个思想家，总试图去作一种“同心圆的描述”，即在一个线性逻辑中来讲述一个有始有终的连续同质的变化总体。这不过是假象。思想发展中最本真的东西恰恰是，存在于话语的断裂处、栖居于话语布展的边界以及活跃于理论逻辑中的独特的异质性、。因此，福柯认为，必须对隐匿的无名的异端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当然，在总体上我的诠释明显异质于福柯和阿尔都塞的那种准结构主义的截断式解读。但是，福柯对非连续性的关注引发了我的共鸣，读者面前的这本关于马克思的书与过去一切类似论著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我格外关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非连续性。不过，这是一种在肯定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内在连续性之上的非连续性解读。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现实发展，正是在这种打破了“同心圆”的非连续性上生成起来的，否则，就不会有列宁的“十月革命”，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也绝不可能出现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显然，这是一种“源”与“流”的辩证法。

《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出版于2006年，是预计出版三卷本丛书的第一卷，该书旨在研究从1836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这段时间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关系。《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主要关注马克思1841年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我目前正在撰写该研究的第二卷《看不见的黑格尔》，计划今年完成，主要研究从1841年至1850年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是我重塑马克思主义这项事业的最初阐述。该书第三章明确指出马克思从《逻辑学》中借用的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畴，而这些方法论的形式为马克思提供了他变革社会一经济研究范式所需要的逻辑工具。马克思转变了社会科学的解释原则。在这篇序言中，我将简要描述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分类，并指出马克思主要提供了关于社会科学的新哲学。

尽管书名看起来不免松散，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第一部分是关于所要讨论问题的导言，同时也对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结构概念作了解释，这一思潮既具同一性质又有内在差异。第二部分是对法国的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第三部分则是关于乔姆斯基生成语法中的哲学问题的讨论。我对于结构主义的哲学层面的批判分析是三个部分的内在联系。 本书采取这种论文结集的结构是出于现实的思考。眼下被称作结构主义的思想流派甚多，每一流派的论题也很多，因此，要把与结构主义这一文化思潮有关的所有问题放在一本书里讨论，虽说不是毫无可能，但也极为困难，除非我们想让讨论庸俗化。目前的结构，使我们可以对经过选择的论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在某些共同问题的基础上把这些分析结合为一个整体，而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 本书中的论题，其哲学意义之重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一些同样重要的论题我们没有涉及。例如，关于布拉格语言学派的结构方法的分析，这一学派曾在20世纪30年代造成了结构主义的初步繁荣。再如，与之密切相关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列维。施特劳斯学派，该学派对于结构主义在法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法国结构主义特别与福柯（Foucault）、巴尔特（Barthes）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当然，首先应该对由克劳德·列维一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首创的人类学学派进行分析，这一学派在波兰已产生广泛的反响。上述课题之所以没有涉及，是因为这些课题范围太广，放在一本书里处理是不妥当的，一来那需要更加大量的劳动，二来我也有关于本书篇幅的实际考虑。不过，我有意在不久的将来对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