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集》是著名出版家沈昌文的一部书信影印集，收录了吕叔湘、陈原、陈翰伯、黄仁宇、董桥等出版界前辈和海内外知名学者作家写给作者的书信、手札百余件。书信内容均围绕当时《读书》杂志和图书的出版展开，涉及选题意见、审稿意见、出版方向等各个方面，从中可以窥见老一辈出版人是如何做出版，以及当时一些文化事件背后的故事。全书四色印刷，均为影印的书信，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

中国是诗的国度，历代诗人名家辈出，灿若群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青年诗人徐志摩那电光火石般短促的一生，那充满浪漫激情的新体诗歌，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 徐志摩的文学才能表现在多方面。他写过散文、小说，与陆小曼合写过剧本，还写过时政评论、文艺专论等。本书写了他和三个女人张幼仪、林徽因和陆小曼之间的故事。 张幼仪：笑解烦恼结。林徽因：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的身旁。陆小曼：像一朵高爽的葵花。

最初搜集弘一法师书信的，是法师的挚友夏丐尊先生，他于1944年出版了《晚晴山房书简》第一辑，共收入三百七十余通；其次是1958年，远处异国的道侣性愿法师把弘一写给他和几个人的一部分书信真迹编辑出版，共约一百通，书名仍为《晚晴山房书简》；其三是1961年，由新加坡广洽法师施资，丰子恺先生编辑出版的《弘一大师遗墨》，收入书信数十通。本书汇集了以上的各版本内容，并编者林子青先生数十年搜集的弘一法师书信，共七百余通。为通俗起见，书名定为《弘一法师书信》，于1990年法师逝世四十八周年时出版。1990年版早已售罄，此次为第二次印刷。 夏丐尊先生在《晚晴山房书简》第一辑的序文中说：“师为一代僧宝，梵行卓绝，以身体道，不为戏论。书简即生活之实录。举凡师之风格及待人接物之状况，可于此仿佛得之。故有见必录，虽事涉琐屑者，亦不忍割爱焉。”这是夏丐尊先生编辑《晚晴山房书简》的初衷，也是林子青先生编辑《弘一法师书信》的用心。

《你好吗?我很想你:许多许多年前的老情书》收集了民国时期刊登在报刊杂志上的119封情书，多是一来一往、互相应答的信件。这些情信的书写者，多以普通的城市青年男女为主，其中既有正值青涩年华的在校学生，也有正处于婚恋年龄，自主谋生的公司职员、学校教师等。这些普通男女间互诉衷肠的信函，这些个体生命的低语微叹、爱恨离愁，构成了一个时代无法忽视的情感记忆。 《你好吗？我很想你：许多许多年前的老情书》同时也收集了民国年间多对名人情侣间的情书——张爱玲与胡兰成、徐志摩与陆小曼、沈从文与张兆和……透过这些丰富的资料，更为全面且立体地呈现那个纷纭动荡的时代，重新建构民国世界个体情爱的生活历史。 在那个思想奔放的年代，恋人们在情书里倾注了无限的情愫。他们在情感诉求上的开放、大胆、直白和炽热，远胜于之前任何一个时代。喜悦、爱慕、期盼、等待、揣度、猜忌、纠结、忧伤、彷徨、出轨、背叛……恋爱过程中的种种心理变化，在一来一往、充满互动的书信中完整呈现，生动地描绘出一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个体情感生活画卷。

扬·聂鲁达是19世纪捷克最伟大的诗人，对捷克民族文化的复兴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作了6部诗集，是捷克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也写出了大量的小品、散文和游记，积极参与捷克民族的斗争。他的短篇小说是捷克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 但诗人的一生，在爱情上历尽坎坷，先后结识几位女性，均以失败告终。在这本书信集中，收录了他给几位女友的信，感情真挚，充满纯真的爱，又不时流露出诗人的诙谐。女友中，有一位是当时捷克著名作家。两人真诚相爱，心灵相通，虽未成眷属，在捷克文化界也传为美谈。 给友人的信表明作者出身贫苦家庭，他的“一切都属于工人”，希望工人“将他当做自己人”。而给捷克著名民族音乐家斯美塔那的信则表现出两位名人的深厚友情。诗人在信中还表达了他对文学创作的深刻见解和对青年作家的爱护和帮助。 智利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原名并非本名，因为他非常敬佩和崇拜捷克诗人聂鲁达，才改用了聂鲁达这个笔名。

《凡·高家书》为“散文译丛”之一，收录了凡·高写给胞弟提奥的部分信件。 凡·高(1853.3.30—1890.7.29)是继伦勃朗之后荷兰最伟大的画家，后期印象画派的代表人物。他1853年出生于荷兰赞德特镇一个新教牧师之家，十六岁起在古匹尔画店当店员，先后在海牙、伦敦分店、巴黎总店和多德雷赫特工作。1878年当过传教士，后在比利时西南部博里纳日矿区工作，由于同情、支持穷苦的矿工而被教会解职。他的艺术生涯很短暂，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73-885)是与困难斗争、寻找自我表现方法的时期，也是学艺、失败和改变方向的时期。第二个时期(1886-1890)是飞速进步、获得成就和做出贡献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他结识了土鲁斯、高更、毕沙罗和修拉等在现代绘画中起重要作用的画家，打开了眼界，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成就一番事业。其代表作有《向日葵》 《吃土豆的人》《星夜》《夜间咖啡馆》《麦田里的乌鸦》等。 在互联网已经成为生活时尚的今天，我们究竟如何解读凡·高这一永恒的谜？究竟有哪些因素帮助造就了这样一位“疯狂的天才”，赋予了其作品如此巨大的震撼力和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为了寻找答案，《凡·高家书》的译者从凡‘高写给他弟弟提奥的七百多封信中精心选译了一部分，虽然它们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凡·高丰富的内心世界。我们认为，凡‘高之所以成为凡·高，是与以下这三个因素密不可分的。 首先，他是一位来自下层，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穷困疾苦寄予极大同情心的画家。不管境遇如何，凡·高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样的信念：即艺术应当关心现实问题，探索如何唤醒良知，改造世界。他每一个阶段的作品都融入了当时的生活环境，以唤起人们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如在《吃土豆的人》中，他选择了当地的农民为题材，因为他发现自己与这些贫穷劳动者有着某种精神和感情上的共鸣。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我想强调，这些在灯下吃土豆的人，就是用他们这双伸向盘子的手挖掘土地的。因此，这幅作品描述的是体力劳动者，以及他们怎样老老实实地挣得自己的食物。” 其次，他是一位注重抒发主观内心感受、极富个性、开创一代画风的绘画大师。凡·高作为后期印象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前期印象画派的最大区别是，他更注重如何在绘画中表现画家的主观情感和内心世界，不片面追求外光和色彩效果在画面上所产生的真实感觉，而是具有更为主观化的感情因素和象征性的精神观念。这种观念的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期印象画派彻底改变了西方的绘画面貌，使当时的画风逐渐由客观再现走向主观表现，并使之走向现代，因为以凡·高、高更和塞尚等为代表的后期印象画派画家被誉为现代艺术之父。其中，凡·高的《向日葵》系列《星夜》《麦田上的乌鸦》等都是具有强烈个性和象征意义的作品。有人说，凡‘高的画都是他的自画像。他要表现的是他对事物的感受，而不是他所看到的视觉形象。他说：“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我在色彩的运用上更为随心所欲。”在谈到《吃土豆的人》时他说：“我不想使画中的人物真实。真正的画家画物体，不是根据物体的实况……而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画的。我崇拜米开朗基罗的人物形象，尽管它们的腿太长，臀部太大。”当有人指责他这幅画中的形象不准确时，他的回答是：“如果我的人物是准确的，我将感到绝望……我就是要制造这些不准确、这些偏差，重新塑造和改变现实。是的，他们能不真实，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比实实在在的真实更真实。” 更重要的是，凡·高不仅用自己的心作画，而且用自己的生命作画，他是一位真正视艺术为生命、富有强烈使命感的画家。可以说，“艺术即凡·高，凡·高即艺术”。为了作画，他有时甚至达到癫疯的程度。他生前和身后的命运极富戏剧性。他在世时四处漂泊，穷困潦倒，在给提奥的信中，相当一部分谈的都是如何才能使自己免于挨饿，整日为生计而发愁，画作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欣赏，乃至最后因精神绝望而饮弹自杀，年仅三十七岁。其全部作品(包括八百幅油画和七百幅素描)在生前只售出过《红色葡萄园》一幅，但他始终痴心不改，潜心艺术，终成大器，死后得到世人的认可。余光中把凡·高喻为“向日葵”。他说，“向日葵苦追太阳的壮烈情操，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志气，令人联想起中国神话的夸父追日，希腊神话的伊卡瑞斯奔日。”而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说得更好： 他生下来。 他画画，他死去。 麦田里一片金黄， 一群乌鸦惊叫着飞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