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人的未来》内容包括：一场因工业社会而打的战争、何为功能社会、十九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二十世纪的工业现实、希特勒主义的挑战与失败等九章。《工业人的未来》主要阐述两个社会理论，其一也许可称为“一般社会理论”，这一理论提出了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是功能性的，而且是合法性的这一要求。另一理论也许可称为“特殊的工业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将这些一般概念应用于工业社会这一特殊案例，而工业社会是在二十世纪出现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据主导地位的。

《工业人的未来》被许多朋友和一些评论家一致认为是所有书中最棒的。确实，作者自己也认为这《工业人的未来》是作者最得意之作。它也是作者惟一一部公开阐发基本社会理论的书籍。事实上，《工业人的未来》尝试阐发的不是一个社会理论，而是两个。一个或者可称为“一般性社会理论”，它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有其功能性和合法性方面的要求。另一个或者可称为“特殊性工业社会理论”，并将这些一般性社会理论应用于工业社会这一特例，这种工业社会出现于20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渐获得主导地位。作者曾经给《工业人的未来》加了一个副标题“保守之路”，其原因就在于书中有两个关键性概念，“身份”和“功能”，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保守性的术语。这两个术语可以追溯到埃德蒙·伯克或者詹姆斯·麦迪逊，而不是约翰·洛克，更不是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卡尔·马克思。《工业人的未来》的第三个关键术语是“合法性”，这基本上也是一个保守性的术语。如果当时这个术语已创造出来的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可能就会用这个术语，而本杰明·迪斯雷利则确实使用过该术语。这个术语随认合法性权力已是一种社会现实，但要求这种权力必须建立在普遍公义、义务责任和共识的基础之上。

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15年前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企业和管理者必须正视的5个最重要的问题： Q1：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Q2：我们的顾客是谁？ Q3：我们的顾客重视什么？ Q4：我们追求的成果是什么？ Q5：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彼得•德鲁克的5个最重要问题看似简单又普通，但这类问题却最难回答得正确，因为它们直指事情的核心，迫使你去认真面对看似懂却又屡犯屡错的本质问题。这些问题是企业制订战略的依据，是事业兴亡的关键，能引领你深入探索组织及个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给你方法去提升质量、品格、意志、价值观和勇气，帮助你牢记做事的原因和目的。本书适合整个组织共同学习，探讨及做毫无保留的X光透视，最终制订改革的方案、行动和达成结果。整个组织致力于自我评估，就等同致力于领导力的全面发展。 本书是一套战略工具，它适合企业，也适合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学习和使用。

《已经发生的未来》预见了人类生活与经历的三大主要领域之变迁。第一部分论述了“后现代”新世界的思想转变。第二部分阐述了世界面临的四个现实性挑战：知识型社会、经济发展、政府的衰弱和东方文化的变化。最后一部分关注人类存在的精神实质。这些都被视作“后现代”社会的基本元素。

美国的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里谈到“知识”，思路很是简明。他认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传统的对于知识的理解归根到底无非两种：一种认为知识的唯一功能是自知之明，即人的智力、道德和精神的发展。另一种认为知识的目的是使掌握知识的人知道说什么和怎样说，从而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前者把知识当作走向启蒙和智慧的途径； 后者把知识当作逻辑、语法和修辞，取得世间成功的方式。传统的知识概念，要么用于自我完善，要么用于社会调适，从来不包括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德鲁克说，从18世纪初开始，知识发生了三次根本性的转变。第一次是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随着掌握机器技能的需要，把个体经验传授方式改变成标准化技术培训，技能转化成了技术知识；第二次是在生产力革命的背景下，对于工作效益的追求，导致知识再由单纯技术转向系统运作；第三次是在管理革命、信息化革命的背景下，知识作为生产诸要素里最关键的资源，知识正在被应用于知识，以知识寻求知识。他把即将到来的社会称为“学科社会”，主张赋予专门化知识以权力。以专门化的知识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和基础。德鲁克对知识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这足以引起我们对“知识形态”的反思。 德鲁克用线性的描述说明知识形态的演化，有可能使人们忽略了现代知识形态的复杂性。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是启蒙运动的理想。这个理想照耀人类走出迷信的阴霾，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文明。但是人文知识传统是否就此应当退出历史舞台呢？我们就拿大学教育来说。在18世纪30年代以前，大学从寺院式的宗教修行教育转变到人文教育，也称博雅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谈吐风雅、才学广博的上流社会绅士。大学的功能在于保持古代的文化，而不是创立和推展新知识。这是英美牛津、剑桥、哈佛早期的宗旨。即便社会当时已经处在工业革命中，对于新知识的要求十分迫切，大学还是高高在上，和社会需求相脱离。随着工业革命推进，出现了德国的哥廷根、柏林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等一批以研究新知识为目标的大学。等到达尔文主义在剑桥诞生，新型的科学知识形态同传统的人文知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对立就转到了大学的象牙塔内部。1959年，在剑桥，科学导向的期诺与人文导向的李维士就两种文化的优劣，以及何者应当占据大学的主导地位发生了激烈论争。(论争情况可看期诺所作《两种文化》)接着，科学知识向技术应用层面的转化，又使知识的竞技场上，从二人角斗变成了三人角斗：老态龙钟的人文、举止斯文的科学和跳踉喧嚣的技术。政府和社会都对有直接效用性的知识特别青睐，原因很简单，知识生产的投入-产出规律、资源交换规律、市场价值规律发生了决定性作用。知识对于人的意义已经和启蒙时代不同了。1933年的哈佛大学校长康纳德提出大学要搞“通识教育”，教育的宗旨是培养知识自由人，培养有民主独立的精神、现代科学知识的文化精英。这个新人文主义教育理想，对民国时代的清华研究院、北京大学的新式教育影响很大。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上的大学渐渐从文化精英的摇篮蜕变成知识生产的“企业”。知识分化，信息爆炸，使知识界从个人的博雅境界走向追求片面的卓越和整体协同。国家和市场的直接需求从二战期间起就开始支配大学的知识生产。教授奔波游说于政府、基金会和企业之间，向它们推销知识、吸纳投资。教授成了“学术企业家”，研究指导即老板，大学以学术帝国的身份走向对社会市场的征服。 在今天的大学里仍然有两种知识文化，科技型知识和人文型知识文化。这两种文化犹如两个信奉不同的图腾、掌握不同的符号语言的部落，共处在大学空间里。这两个部落竞争着话语权力和资源，它们的知识活动完全不同。前者是知识生产，后者是知识生活。 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清晰地辨别这两种知识部落的种种不同，而两种文化的分野和比例失衡，也正在引起大学教育向职业教育演变。发达国家的大学通过研究生教育和本专科的分层，将大学教育的高级层面转向所谓“知识生产”，将低级层面转向“知识普及”。大学教育通过一整套的社会机制(招生、培训、就业)服从于职业导向。人文知识的边缘化、不景气几乎无法改变。这种知识传授方式的倾倚，造成了所谓“人文知识群”的生存危机。 科技知识与管理权力的结合，形成了对于人文知识创造活动的高度控制。规划课题、量化指标、评奖机制、动态监控、规范评估，这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正在把人文知识部落彻底改造成话语工厂，人文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在表面的学术繁荣之下，智慧和独立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事实上，科技知识正在将它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变成普遍的知识标准，从而形成思想统治的霸权。在这一整套管理体制中，对于思想的控制不是以直接的知识形式出现，而是通过强制的资源分配机制完成。 人文知识活动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依赖于社会资源的权力分配。在很久以前，人文知识占据着统治地位，直到社会被迂腐和怨恨拖入泥潭。科技知识从普世原则(美其名曰国际化)堂而皇之地登上权力宝座，多从利用、控制、秩序的方面对待人性和人的环境。我们也很遗憾地发现，从优越地位一落千丈的人文知识，却转向更多的从怀疑、批判、反思、怨恨的方面对待人性和人的环境。或许这是一种人性所要求的知识的平衡。如果有意地打破这个平衡，将一切知识都纳入到社会控制的体系，无疑于强迫理性退出人性的王国，使这个王国再次回到阴霾当中。（摘自新浪读书）

［内容介绍］ 半个世纪以来，彼得·德鲁克先生一直是企业、公共事业组织和政府的高级管理者的良师益友和顾问，他对社会经济力量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同时富有实践经验，他善于将二者融会贯通，指导组织的领导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从1939年起，他撰写了一系列经久不衰的管理学著作，这些著作本身自然而然地构成一套完整的管理学丛书。《巨变时代的管理》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世界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革，50年前管理领域默认的假设、规律和惯例遭到质疑和挑战，管理者必须思考和利用已经发生的变革。组织雇用管理者的目的就是执行和采取行之有效的行动，管理者必须通过思考和利用已经发生的变革完成自己的使命。过去50年来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管理的假设、规律和惯例已经发生改变。信息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管理工具，成为管理者的关键性资源和组织的基础。在世界经济中，新的权力中心，持续增长的新兴市场和行业层出不穷。在这个转型的世纪，社会和政府的变革才是量大的变革。 ［德鲁克的其他著作］ 查看德鲁克的全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