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最后十年，到底是王朝衰世的末日，还是被打断的大国崛起？这个似乎不能算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很成问题的问题。 庚子年后的这十年，也就是清朝覆灭前的最后十年，这段历史让人眼花缭乱，说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实不为过。在这段短短的十年间，各派人物、各种观点，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搞维新，明天他要守制；今天你说立宪，明天他要革命，这热热闹闹的一台大戏刚刚开场，还没有等到各方人物进入角色，便突然嘎然而止。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现实，便是晚清的最后十年，一个在改良、创新与革命中挣扎的混乱年代。

戊戌（1898）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清德宗「籲懇慈恩訓政」諭的頒布，形同開啟慈禧近半世紀柄政歲月中的第三次垂簾。綜觀西后三度垂簾（或訓政）之發展，幾乎皆是一段她在運用派系，與抑揚派系間，達到個人集權目的之歷程。而且，相較於前兩回垂簾，第三次訓政在權力集中效果上更為徹底。然而，慈禧個人權勢的迭創高峰，反襯的卻是晚清派系結構的沈淪，最終亦斷送有清一代。 事實上，清代後期政治派系運作之再起與變異，幾乎與慈禧擴權之歷程相重疊。不同的是，西后之權力，隨逐次利用派系對立格局，而開創自身操弄空間，愈趨攀升﹔相對地，原於太平軍之役後，因滿洲親貴與漢士大夫集團在政治運作上，漸見合流，而呈現多元發展之派系結構，卻於慈禧權力扶搖而上的同時，面臨土崩瓦解。晚清政局雖因此而又見權力集中之趨向，實際上卻是愈見孤立之滿洲親貴最後的虛幻榮景，而清室天下亦於不久後宣告終結。 無疑地，晚清政治派系活動之重振，與清廷為因應太平軍之役，而不得不進行之權力釋放，息息相關。派系之競爭，雖向來多為負面論述之題材，實亦有其正面功能。當人主可居於制高點，而掌握派系間之互動平衡時，則此一政治現實，未必不能使最高領導人更全面地吸收決策資訊，從中形成更見穩妥之決策模式，維持決策品質。在君主專制政體中，此一情形尤為明顯。以同治朝為例，儘管南北壁壘漸自明晰，恭、醇兩王之路線分立方興未艾，而歷如同治五年（1866）同文館擴大取才，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之交鋒，卻能創造後世史家所稱「中興」之世。「大亂初夷，群有致治之望」，洵非妄論。究其因，當時垂簾之兩宮－尤其實柄其權之西后－未逾人主尺度，而能收並取之用，應為重要因素。 然而同治朝之所以相對有成，亦正反襯光緒初年起，政爭所以漸趨激烈，而中興之望，漸去漸遠之底因。自光緒三年（1875）北派領袖李鴻藻丁憂，而南派領袖沈桂芬於恭王支持下援引門生王文韶入樞，一改南北平衡之局起，政見之爭，乃漸變質為純權力之爭，派系圍繞權力徵逐之根本矛盾，乃告圖窮匕見。尤其滿洲親貴集團中，恭、醇二王對立之表面化，更添問題之複雜性。如此赤裸之權力爭鬥，終令亦有其更大權力企圖之最高統治者，得以藉之操縱以逞其私願。晚清政治情勢，亦由此走上狹路。新局面之主角，以是歸於慈禧皇太后。 然光緒十年（1884）罷用恭王後，慈禧之專權固大為提升，但另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長成之德宗終須接掌政權—已擋在前方，遂使西后專權之路似不可能愈走愈寬。以下，則光緒結合以乃師翁同龢為首之新一代南派精英，圖為最終實現完整帝權之基本勢力，遂不可避免地將政局推向另一更為激烈之派系競逐階段。南派基於崇隆德宗，間取擴大派系權力版圖之連串作為，尤其以對李鴻章為首之淮系北洋所進行之壓縮，終令光緒親政前之各股勢力，舉凡淮系、醇系，與實力雖不之前勝，但終令猶有餘韻之北派，漸向應已退居二線，但影響力仍在之西后靠攏。經歷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之連番攻防，帝后黨立，終告難挽。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間之連串內外紛擾，國勢日蹙，由帝后黨爭之線索觀，幾皆成派系權力抗衡之動線。較諸后黨，實力基礎相對不固之帝黨種種試圖一翻劣勢之派系結構調整，與藉變法力挽頹局之掙扎，畢竟指向光緒二十四年（1898）之戊戌政變，終而成就慈禧個人於前更勝之權力高峰。 后黨在戊戌（1898）政潮中，最終以零和式結局宣告得來的勝利，也徹底改變同、光兩朝延續逾三十年之派系結構。做為漢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黨爭中之消融與崩解，也使戊戌（1898）八月後之權力結構中，漢官僚之決策影響力，掉落到1860年代以來之最低點。滿洲親貴集團之重新抬頭，使彼輩試圖以最迅速有效之方式，重掌絕對主動，以充分抑制漢人勢力。由光緒二十四（1898）至二十六年（1900）間，「廢立」與「排外」兩大課題，誠即彼輩落實政治目標之具體作為。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背景，實亦肇於焉。 只是，經過戊戌（1898）至辛丑（1901）之一段曲折，中國近代將臨巨變之伏筆，亦埋於焉。本文透過對派系分合所進行之分析，實亦欲對清政權所以崩亡，提出另種觀察角度。以此，則以下兩點，或可為本文作結。 首先，袁世凱繼續穩控北洋新建陸軍，並在榮祿以軍權掌握布局主動之結構中，穩步向上的走法，已將彼置於他日接收榮祿所有權力基礎，乃至清政權最終資產之有利地位。此種現實，不因光、宣之交，袁氏因滿洲親貴之疑慮去位而消散，反而於三年後以不得不重用袁氏而證明其難以動搖。事實上，即令於袁氏開缺回籍期間，新建陸軍之領導層仍難更易，袁系要角，如徐世昌、楊士驤、楊士琦、張勳、段芝貴等，仍各據要津，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之親貴集團不敢輕言黜動，亦可見端倪。他日袁氏得居接收清政權與革命派草創成果之有利地位，未始非早植根於帝后黨爭前後之派系布局與資源分配。而一以實力及軍政資源為取得權力唯一可靠條件之政治人物，居清政權終結後，領袖群倫之地位，也預示體制全面成長之艱難，與政局之不免多事。 其次，回顧時值世紀交替之晚清政局，筆者不能不深感歷三十餘載之派系參商，於清廷之最大傷害，實在漢士大夫集團之淪落凋零。以歷代政局觀之，士大夫因理念、立場，甚或政治利益而介入黨爭，幾乎無朝無之，晚清亦不過其中一例。然而，士大夫之行事，畢竟有其門風與讀書人之基本原則，固不能不為黨同伐異而有所為，卻也總能因清流自許而有所不為。因此，以士大夫為主流之派系角力，大抵再如何激烈，亦不致形成國運之隆替。但晚清三十餘年之派系鬥爭，最傷根本者，莫如都推漢士大夫於第一線，而迭經傾軋耗損，至清季末葉之此時，士大夫階層做為一股勢力，幾已完全由政局中退潮矣。此不啻令此下十餘年之政局走勢中，全以最赤裸之軍、經資源構建權力營壘之政治人物，與看似當道，實益孤立之滿洲親貴為主流，而盡失一股制衡力量。少壯知識菁英，無論革命派或立憲派，更大地流向體制外，尋求改變現勢之途徑，遂漸成風潮。一旦彼輩漸得庶民階層，尤其地主、縉紳階級之同情與呼應，則滿洲政權便臨末日矣。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46)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以近代中国绅士资本家盛宣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四家官督商办企业为主线，大量使用中文、日文和西文的可靠资料，详细阐述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经济成就和问题、人事和政策、社会和制度诸问题，并将中国的经验与日本和西方的经验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帝国政改》内容简介：晚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人说是李鸿章，那是不准确的，李鸿章无非是前台的操盘手兼新闻发言人，知名度高而已。真正画圈、掌舵的则是恭亲王奕。主观上不想折腾，客观上无力折腾，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这是恭亲王发动体制内改革的基本特征，也是恭亲王能够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而且保持自我低调的原因所在。中国近代改革史那些公认的改革实践先驱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背后，其实都站着一个低调的恭亲王为他们保驾护航。尤其在早期的改革中，他们瞻前顾后、逡巡不前，恭亲王就在背后推着他们。 奕拉开了中国近代一个半世纪改革的序幕，从内忧外患的荆棘丛中辟开强国之路，摸着石头过河，他奠定了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基调…… “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者、澳大利亚华人学者雪珥，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笔锋，丰富的海外史料，为我们展现了恭亲王奕新被湮没的风采和晚清改革当家人的艰难酸楚。

2008年初，作者在湖南电视台“湖湘讲堂”栏目中，连续作了45集的“湘军传奇”讲座。本书就是在讲座的基础上精心裁剪、补充润色而成。虽然是讲故事，但处处又显露出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深厚的学术功底，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对湘军事迹及人物的“误解、误读”，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书中提出并解答了一些湘军史上绕不开的问题，譬如湘军转战南北，前后期的领袖有什么风格上的差异；胡林翼、曾国藩的独特风格对湘军的影响又如何。同时，作者也在通过事实和合理的逻辑推理澄清一些个人的逸事流言。还有一些重要事件，作者详细加以证明，将真相揭示出来。湘军在朝廷的奥援是什么情形，朝中有哪些高官亲贵明里暗里帮助他们；湘军统帅与权势集团——譬如“肃党”的关系，又是怎样。上述所谓的“揭秘”，既能满足“讲坛学”的需求，也是考验一位严肃的史学作家搜罗史料和分析能力的关键。

由于《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在2003年初由Rotledge公司出版发行后在欧美学术界的广泛影响，作者得以荣获美术国会图书馆基辛格讲座教授的资格。这不是一部寻常历史著作。作者以其深厚的国际研究与历史学的学术素养，选择了一个似已为国人耳熟能详的义和团问题作为《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题材，却开拓出一片为前人所未见的宽广领域。《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对义和团问题的解读既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也不同于现代帝国主义理论的一般理解。而是从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与广阔的国际背景的互相联系入手，从思想与行动的互动中去探求义和团战争的真谤所在。 作者具有熟练运用多国外语的卓越能力。《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是在广泛搜集并掌握中、英、法、意、日、俄等各国珍藏的档案文献，包括大量的私人信件与手稿的资料基础上，以面壁十年的功夫从事写作，因而使得这部著作得以反映百余年前义和团战争恢宏图景中所包含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既包含晚清中国内部的帝党和后党、维新与守旧、满族与汉族、民间与朝廷、教民与拳民以及南北清流之间乃至于朝廷内部各种派系这间的交合与分争，体现了更为宏大背景之下的晚清政府与各国列强、各国公使与朝廷内部、儒教与洋教、民间社会与教会、各国的中国通与外交官、各国外交官与各国政府以及洋教中的新教与天主教，乃至列强各方之间的纵横交织与抗衡。 凭借作者二十余年海外游学的体察与历练，《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也远非仅是一般地记录上述诸种矛盾的展演过程，而是把渗透于列强对华政策中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活灵活现地中以揭示与比较，因而不仅使得《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读来饶有趣味，而且大有裨益于从历史的角度把握西洋各国对华政策的内在思想背景与行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