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后的晚清，在国人的记忆里，耻辱之迹遍地，而李鸿章却成了闻名世界的风云人物。 李鸿章一生操办洋务，半辈子和洋人打交道，洋人说到大清国总绕不开他。1896年李鸿章欧美八国行，《纽约时报》日夜跟踪，天天见报，可说是世界级明星的待遇。庚子事变，李鸿章以一人当十一围，更是成为各国报纸版面的头条。 本书作者张社生先生因为投身干他所热衷的历史纪录片，多年来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到千余幅封存了100多年有关晚清的陈年老照片和铜版画，还有《纽约时报》、《伦敦新闻图片报》、《哈珀周刊》等西洋老报刊上的“时闻”。这些“时间”一股以细节见长，比较写实，报道以“白描手法”为多。作者从中选取近500幅图片，其中200幅为首次发表，引用60多段“时闻”报道，均为首次披露的“绝版”史料，编撰了“绝版晚清系列”的第一本《绝版李鸿章》，以轻松诙谐的笔调，为我们呈现出李鸿章的另一半面影。 “绝版晚清系列”还将聚焦以下五位人物：光绪、恭亲王、袁世凯、梁启超、赫德，作者仍将以绝版的陈年老照片，多国的视野，鲜为人知的段子和鲜活的叙事风格，还原那段风雨飘摇的晚清岁月。

曾国藩是一个性格表现多侧面的复杂历史人物。他一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使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延祚了半个世纪，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但其为官治学又不无可取之处。 本书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人生经历，全书主要分人生道路与学术思想两部分，而重点在学术思想，概括较全，论述较深，把握较准，于零散中理其脉络，在批判中寻其旨归，录人所未录而发人所未发，既有利于对曾国藩的全面了解，又有助于今日为官为学的借鉴，将曾国藩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左宗棠传》是国内首次原版引进的由西方学者撰写的左宗棠传记。《左宗棠传》的作者采取了通常的以叙述为主的传记笔法，但在史料甄别、背景分析、观点评价和谋略阐释等方面，都经过深思熟虑和精雕细琢，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左宗棠的人生和智慧，及其所处的晚清大变革时代的风云变幻与历史脉搏，是西方数十种《左宗棠传》中的经典之作。 晚清时期出生于湖南湘阴的左宗棠，生性颖悟，少负大志，但青年时怀才不遇，直到中年才因友人推荐步入仕途。随后，他在对抗太平天国运动、收复边疆战役和洋务运动中证明了自己是一名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时人称之“再世诸葛亮”。 海报：

一个末代王朝的公主，一个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女人，面临新与旧、发展与没落，她将何去何从？如何思考？在这里，将以她亲身的经历，一幕幕展开…… 20世纪初，驻法公使的女儿，漂亮、聪慧的德龄公主，走进了充满神秘、诡异又异常险恶的皇宫。在这里，她窥见了一个没落王朝在历史的烟云中慢慢走向衰亡的最后挣扎，亲历了中国封建君主制被社会变革思潮冲击的剧烈震荡，同时，中西合璧的她，也给这个清宫大内带来了一次次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引发了一幕幕出人意料的故事…… 在本书中，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叙事依据，记述了作者随侍慈禧期间的亲身见闻，披露了许多常人无法得知的宫廷内幕。其中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女统治者慈禧太后的饮食起居、服饰装扮、言行举止和习性品格。书中的许多章节，足以和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相互印证，因而以其无可辩驳的充分可信性，显示出了其应有的历史价值。

当今中国正在继续发轫于近代的借鉴西方走向富强之路的现代化进程，而中华民族悲壮的近代磨难的主要原因便在于对西方文化的跨文化误读，进而反思近代中国的悲壮历程对当前中国或许尤为紧要。很多中华学人矢志于辨析近代悲剧，不断阐发各自的宏论新见，以期尽可能认知近代悲剧的历史语境，而成为当前中国之鉴。袁伟时先生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便是辨剖近代悲剧的近著中极蕴新见的佳构。 作者在书中主要剖析了鸦片战争后五十年间(一八四○——一八九○)中华文化的能动表现者面对突然不期而至的西方文化的思考与迷失，从多方面揭示从经世致用思潮到洋务思潮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变局，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的殚精思考。作者高度评价魏源、郭嵩焘、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充分肯定他们的思想，称他们为“早期民主思想家”。 这些有识之士虽不曾执掌大权，甚至不曾入仕，但他们位卑不忘国忧，面对西方文化，他们广泛学习，认真观察，竭智思考，著书立言，为中国抵御侵略走向富强而呕心擘画，形成对西方文化的合理认知，并积极倡导中国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走向富国强民的现代社会。 这些有识之士尽管囿于当时的有限认知，没能象作者那样明确指出“华夷之辨是传统文化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重负”，“是中华民族步履蹒跚的直接原因，也是这个古老民族仍在沉睡的重要标志”，但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人不是夷狄。进而他们认识到西方“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汽轮车船夺天工造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以为敌”(郭嵩焘)，西方“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王韬)，而中国则已落后于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 至若向西方学习什么，这些有识之士指出，中国若要富强，首先应学习西方建立私有经济主导的工业化经济制度，“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夫将欲使中国火轮船与洋人争胜，徒恃官置之一二船无当也。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益”。(郭嵩焘)。 那么，这些有识之士的对西方文化的合理认知以及据此对中国发展取向的合理选择为何不能为当权者所认同接受采纳呢？ 我以为关键在于这些有识之士对西方富强的跨文化误读，他们误读了西方社会富强的起始条件，以为在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是可以建立起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而实际上西方建立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起始条件完全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基于小农经济的专制社会制度和封闭保守的文化传统。 专制制度与富强有重大的不相容性。专制制度下只能实现有限的富强，而专制制度下的富强往往潜生民族和文化毁灭性因素。社会富强最终需要打倒专制。当时有识之士没有认识到西方思想家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批判，因而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建议根本不可能为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的当权者所接受采纳，或者说他们的建议不可能使当时专制制度下的中国真正走向西方式的富强的现代化社会。 作者在书中还理性地分析了当时对西方民主和策略的合理性，指纠了一些人对郭嵩焘、徐继畬甚至李鸿章的投降、卖国的不实斥骂，同时对赫德、林乐知、傅兰雅等西方在华人士对中国学习西方的建议作了冷面周细的分析，直斥一些人对西方人建议的纯情绪化反应，并坦陈了作者对太平天国、学习西方三阶段说、曾国藩、群众性等问题的思考和理解。这些闳见同样惠人新识，启人深思。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说明，虽然也感到“时局艰难”．但清廷对历史大势和局势的紧迫并无真切了解和感受。它似乎对民意全然不解．也不愿放弃任何权力，并过于相信自己力量的强大，仿佛历史可以按照它理想的节奏发展。因此，它只是被动地在重重压力之下“走一步算一步”，却又基本踏步不前。这时，政治的逻辑只能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