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文集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5610号 令狐瓜子新书《叫床》自序 作者：谭伯牛 自 序 这本书是一个杂集。所谓杂，首先是体裁的杂，有专栏短文，有图书评论，有述史长篇，还有考证兼抒情的散文。其次，是文体的杂，既有大白话，也有浅近文言。再次，则是图文相杂；如此，虽有趋附潮流的嫌疑，但是每幅彩图，都细心写了说明，释文以外，或对书画内容作一些解说，或对书画作者的故事做一点考证，或离开内容发几句感慨，总希望能在“看图说话”一类书中稍稍显得别致一点，庶幾不致太招人厌。 因为杂，所以不好取名字。不好取名，就偷懒，例如人名中的“港生”（生于香港）、“建国”（生于四九年）之类，就地取材，无所寄托。于是，想了个《曾国藩叫我起早床》，即取材于书中某文题，小作改易。前撰《战天京》，也是这般偷懒取的名字。这个书名被朋友们简称为《叫床》，大受好评，但是，出版商不同意，说了两个理由：一，“曾国藩”三个字，今已成为书市中各类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二，近来好卖的历史类书籍，书名都很“大气”。“曾国藩”如何与假冒伪劣挂上钩，我所不解，“大气”是什么模样，更不可想见。然既有此说，就不得不重视，盖因已是二十一世纪，各行各业都应重视专业人士的意见，不则逆潮而动，是所谓“拍脑袋决策”，将被讥为土老财、暴发户之作派矣。从善如流，改。怎么改？却没了主意，一球踢回出版商，让他想辙。彼心早有成竹，报曰：残局天下。 释名是这样的。残局，自然是说晚清的时局。虽有十年的“中兴”（此据美国汉学家芮玛丽的定义，指1860-1870年），终不免分崩离析，一朝倾塌。天下，比国家大，照顾炎武的说法，亡国犹不可怕，怕的是亡天下。于是，残局天下两个词合在一起，既有历史判断，也有对未来的期许，生灭常变，爱恨情仇，大道混沌，一锅煮了。我说，纯属瞎掰，下不为例。因此，有了这个书名。但心有不甘，还要加个尾巴，曰：断章取义晚清史。鄙见正题未免过于“大气”，添一条小气的补充说明，或能取得燮理阴阳、调适胃肠的作用。若说老实话，则是犯怯发虚，不敢以讲大话而自喜自欺也。读者其能亮之，则某幸甚。 虽如此这般与专业人士、商业策略做了“和奸”，但犹有几句议论，不吐不快。前谓甫闻“曾国藩”三字成了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蒙所未解，稍稍一想，却又解了几分。 出版商所说，无非是指那些打着曾文正公招牌的各类“权谋”、“秘术”的“成功学专著”。挺经、冰鉴之类，是假冒。前者虽见于湘、淮元老的函札及同时後世的笔记，但未有成书；後者，则直是以讹传讹，曾氏固尝以貌取人（见曾氏家藏史料之“会客单”部分），但何曾为此撰写过专门著作！何谓伪劣？愚见：自民国以来，市面上全部挂羊头卖狗肉的曾氏“心法”类书籍，不论分类辑录还是夹叙夹评，都是伪劣品；只有两种例外，一是王定安《求阕斋弟子记》，一是蔡锷辑《曾胡治兵语录》，前者比次史料，後者兵家别裁，对读者来说，有利无弊。 假冒伪劣，实不足论，值得讨论的是，明明是假冒伪劣的东西，却群趋若鹜，何解？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勘定大乱，本就是桩奇事，何况这桩奇事距今不过百馀年，依能近取譬之旨，取之为素质教育、终生教育的教材，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梁启超、蔡锷、蒋中正、毛泽东等近代伟人都说过服膺曾氏的话，至奉为国人楷模，正合名人广告的通例，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社会人群之争竞，于今为烈，而人性莫不渴望捷径、乐闻秘技，恰有人投其所好，炮制出借名曾氏的成功指南，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有此三般不得已，此类假冒伪劣书籍欲不大行其道真不可得也。于是，造成了怪现状。一边是曾国藩被神化，其人之名号，幾能点铁成金，促成书籍的畅销；一边，却是曾国藩被庸俗化，大书其名的印刷品，竟成了劣质书籍的代名词，他那幅头戴官帽的苦脸标准像，竟成了劣质文化生活的注册商标。曾氏地下有灵，将以为幸耶，抑为悲也？ 当然，曾氏之灵的悲喜，不足概括世人的悲喜。鄙人之浅识，亦不足体会世人的悲喜。编撰这册小书，于世人之悲喜，亦无能增减之。更何况假冒伪劣之讥，实亦未自信能毫不领受也。但是，这些败兴话，还是得说，决不後悔，哪怕读者一朝省悟，误将鄙人也划入劣质书籍作者的行列。嘻。 牢骚发完了，读者请翻至任何一页，胡乱读之，聊作遣日。 是为序。 二月十一日，岁在丙戌。长沙谭伯牛。

此书由作者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讲稿加工而成.作者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慈禧非同一般的人生,从人性的角度深入体察了慈禧曲折的心态.阅读此书,可以对慈禧的一生及她所处的政治情势有详细的了解。

本书选取百年中国历史中一页似乎久已被人遗忘的篇章——《清帝逊位诏书》，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挖掘了其中仍然富有生命的机理。作者认为，在走向共和的古今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不单纯是辛亥革命那种激进主义立宪精神。它的另一个精神基础体现在《清帝逊位诏书》之中。逊位诏书虽不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宪法文本，但它总结和承载了晚清以来若干次或被动或主动的改良立宪运动，有效节制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弥合了革命造成的历史裂痕。可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共同构成和发挥了现代民国的宪法精神。 本书从五个方面论证了《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第一，它对冲、稀释乃或阻止了南方政权的种族革命激情，避免了类似法国革命的趋势。第二，通过清帝逊位，传统王朝屈辱而又光荣地把王权交给了一个立宪共和政体，整个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结构。第三，清帝逊位的优待条件不仅仅是一项政治赎买，更是一个建国契约，它对复辟帝制构成某种制约。第四，逊位诏书确立了中华民国的两个主题，一个是建立共和政体，一个是人民制宪，实现“五族共和”。第五，天命流转问题，逊位诏书隐含着承认人民主权是中华民国的新天命。基于此，作者认为，作为现代中国——中华民国宪制的一个重要构成，《清帝逊位诏书》不啻为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极有分量的系统研究北洋海军的专著。 19世纪是一个海洋发展与海权争夺的时代，世界各大海权国家无不以坚甲巨舰重炮为其海军取胜的凭借。鉴于中国海防面临的空前危机，李鸿章以创建一支现代化的新海军舰队自任，在短短十数年间组成的北洋舰队，军威之盛，俨然成为远东西太平洋各国海军之首。可惜的是，因朝廷政治与财政等各种复杂因素，舰队装备等日渐落后于东邻日本，甲午一役，竟遭全军覆没的命运，中国海军的发展也自此一蹶不振。 本书中，作者谨严客观、整体深入，一一论列北洋海军的装备、人员培训，大沽、旅顺口和威海卫基地的布置，海军章程的制定，海军衙门的机构设置、俸饷和奖惩制度，海军的训练和各项特别活动，经费收支及与颐和园工程的关系，中日甲午之战以及福建舰队与江苏舰队的发展等，使我们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有了更为翔实的了解。 更进一步，作者企图经由海军现代化的“个案研究”，探讨中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现代化历程中所发生的有关问题，尤其注意到李鸿章，作为自强运动的重要领袖，中国现代海军北洋舰队的创建者，他对国际局势和中国所处的地位的认识；他的国防政策、建军理念，以及他所遭遇的问题与对困难的因应等，本书都有广泛的分析与讨论。

《绝版恭亲王》内容简介：这是一位曾令周恩来魂牵梦绕的帝国总理，周恩来在百忙中曾多次前来凭吊他的王府，并将王府的开放列入临终嘱托。难道这只是因为恭王府被视作大观园的原型，还是另有深意？有人说李鸿章是晚清改革的总设计师，其实这位睿智的帝国总理才是航船上真正的舵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不过是桨手而已。是他拉开了中国近代一个半世纪改革的序幕，从内忧外患的荆棘丛中开辟强国之路，周旋于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潜规则和显规则，摸着石头过河，他奠定了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基调…… 有人说他“一生为奴”，岂不知这并非个性的选择，而是中国特色权力运作的定位结果。其实他是一位低调的帝国总理，他一边大刀阔斧实行改革，一边谨小慎微地恪守着“老二哲学”，将自己隐藏在太后们巨大的阴影之下…… 有人称他为“鬼子六”，其实他是一位宽厚的帝国总理，他以真诚、坦率和友善，在晚清最为艰难的时候维系了帝国罕见的向心力，无论改革派、保守派、骑墙派乃至 “洋干部”，都乐于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以自己的翩翩风度征服了美国总统、国务卿，令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者、澳大利亚华人学者雪珥，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笔锋、丰富的海外史料，为我们展现了帝国总理的绝版风采和改革当家人的艰难酸楚。

埃蒙德•特拉內•巴恪思男爵（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1873年出生於英國約克郡的列治文市（Richmond），祖上是曾經顯赫的奎克（Quaker）家族，後就讀牛津大學。 1898年，巴恪思來到北京，由於精通漢語、蒙古語和滿語，很快成為《泰晤士報》以及英國外交部的翻譯。 1903年，滿清政府擢升他為京師大學堂（後來成為北京大學）法律和文學教授；一年後成為英國外務處專員。 1910年巴恪思與《泰晤士報》記者 布蘭德(J. O. P. Bland)合作，出版了《太后統治下的中國》（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一書，風靡世界。該書首次以全面的視野向讀者展示了清朝末年中國帝制上最後一位偉大統治者慈禧太后的形象。 1913至1922年之間，巴恪思把大量珍貴的中文印刷書以及部分卷軸和手稿，都捐獻給牛津大學博多萊安（Bodleian）圖書館。 巴恪思於1944年1月辭世於北京，在臨終前一年，他完成了自傳體著作《太后與我》（DÉCADENCE MANDCHOUE）。在書中巴恪思以回憶錄的形式記錄了他在清朝末年寓居中國的生活。巴恪思身後，《太后與我》的手稿由其友人賀普利（R. Hoeppli）醫生轉交給牛津大學博多萊安圖書館保存至今。本書的出版是該手稿塵封68年之後首見天日。 巴恪思一生中稱自己不但見過許多赫赫有名的文學和政治人物，而且曾與他們同床共枕。他記述了他與不少名人的性交往，其描寫可說細緻入微，包括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保羅•魏爾倫（Paul Verlaine）以及索爾茲伯里（Salisbury）首相 。他所披露的曖昧關係幾乎都是同性戀，衹除了在本書中披露的一人例外，而此人竟是石破天驚的大人物：中國一代專制統治者慈禧皇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