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不仅仅是一部传记，作者更是将李鸿章作为一个符号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晚清重臣李鸿章，以其风云变幻的一生成为晚清时期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去世不久，大儒梁启超便为他立传。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我写作李鸿章的动机却是非常明确的，那源于清醒和困惑的交织——一种极端的清醒，也是一种极端的困惑。这种困惑与清醒是相联系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仅仅是对李鸿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对中国文化的困惑与清醒，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以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困惑与清醒。

《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以1911年的中国作为大舞台，刻画了中央权威丧失，各种政治势力在改革的名义下忙于争夺权势；民营资本大举进入铁路投资，带来一地鸡毛；地方官场的明争暗斗，北京的政争混乱激烈，川路公司挑动民粹，会党势力与革命组织结合的纷乱景象，剖析了辛亥革命的起源真相。

关于晚清的社会与思想变迁。晚清士人由传统中国的衰世走入中西交冲的变局。他们在古老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撞击中间，一路徊徨，一路回应；其间的紧张、踔历、愤郁、歌哭与其自身的节节丕变相伴随，促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然而，这个过程中理与势的脱节、义理与事功的脱节、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脱节等，又深刻地说明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是一种扭曲的近代化。

我是沿着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左文襄公、李文忠公，……沈文肃、彭刚直、丁文诚、曾忠襄、刘忠诚、张文襄、翁文恭，以及李越缦、王湘绮、盛愚斋、张季子等等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诗文，具体地进入19世纪中国士大夫的真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并由此形成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和判断…… 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成为士大夫中自觉地身当其；中者。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 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人的三千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历史过程的人。他们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他们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杨国强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内容简介：两次鸦片战争实为中国历史之转折，传统的国家进入了近代的世界。在此转折关头的若干细部，不可不察。作者由此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军事：清朝的军费、兵力、装备、训练水平，以披露西方新敌面前的“天朝”旧容；由此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外交：广州入城、西礼觐、公使驻京以及叶名琛外交思想，以说明“天朝”观念下的外交失矩；由此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若干重要战例：虎门之战、吴淞之战、浙东之战、三次大沽之战，以测算近代尺度丈量下的实距。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以《近代的尺度》作题，为明确地开出度量标准：战争不能分冠、亚军，没有第二的存在，只有胜者和败者。近代中国与外国的战争，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恰是一把尺子，量出了“天朝”与“泰西”之间在近代化上的差距。在那个时代，许多尺度与今有所不同，特别明显的是，强权是十九世纪通行的“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