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牺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读他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论语》有个优点，就是没有后人的那种虚伪劲儿。书中人物，夫子也好，十哲也好，都是普通人，喜怒笑骂，毫不遮掩。谁说伟大导师就得高大全，圣门弟子就得身披光芒？他们师生在一块儿，学生顶老师，老师骂学生，都被记下来。 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其实，衣食足了，也未必知荣辱。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

《傅佩荣细说孔子》讲述了以前学习孔子，是希望考试得高分；现在学习孔子，是期盼生活有智慧。孔子的时代是春秋乱世，他的成长背景是平凡而穷困的。在一切不利因素的考验之下，孔子激发了生命的潜能，最后展现出“人”的完美典型。他的言论以及具体行动，并无神秘色彩，因而是人人可以向往与效仿的，并且只要持之以恒，也将产生让人满意的效果。

曾有一位海外华人回忆儿时父亲教他们兄弟姐妹读文言文，说，如果能不靠注解基本读通《聊斋》，文言阅读能力可算60分及格。如果能读《论语》，就有90分了。老先生的这个指标未必是权威，但说明了一个问题：《论语》中的字词问题不少，而且和历代文言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旧学堂的人，《论语》是必须熟背的，而后来的人读《论语》几乎都是半路出家，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区别：前人读《论语》、说《论语》和日常的构思、阅读是浑融无间的；对今人而言，很不幸，通读《论语》却是要“发愿”的，即便如愿完成，在个人的知识体系中也像是形成了一个“孤岛”，很难左右逢源。如此读书，想不功利也难！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做了一种前人少有的尝试：一部《论语》，附以最常见的朱注，为读者扫清基本的文字障碍（说实话，光是原文，今天大概只有专家级读者才能拿到90分）；然后，根据原文的内容，我们附上历代文章诗词中相关的实际应用的例子。这种应用，有的是提炼，如第一章“学而时习之”的话被顾炎武行文时提炼为“盖自幼学时习之”；有的是直引，比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被《五灯会元》中的和尚用在了他的谈禅语境中；也有的是相关的趣事，如《世说新语》记载殷仲堪大白天和小妾躲在屋里，被桓玄讥笑之后他一边耍赖一边说“纵有此，岂不以贤贤易色也”；还有一些是比较有趣的相关考证或推论，多出自《困学纪闻》、《日知录》等学术著作。这些应用，就是前人对《论语》中的语句的运用。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在读这些诗文的时候在相应的注解中找到“论语某篇”及相关的原文，而现在，这件事情倒过来做，以《论语》自身为纲，把前人以之为典源、语源的话附丽其后。这么做，希望可以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使读者，尤其是学生一族不要带着一种功利去读《论语》。《论语》是活泼泼的，《论语》的根须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今天读《论语》，如果只以能诠释字词或援引名句为目的，那读罢之时多半会生出一种茫然的情绪，未免太可惜了。 二是尝试一种解读方式。《论语》其书，由于其至尊的地位，前人解读过于精而钻，一字一句不得“圣人本义”不止；今人解读又常失之疏与野，常按自己的需要任意发挥和歪曲。其实，孔子的意思是什么，很难证明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论语》中的字字句句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中的元素，正如常用词汇是语言的元素，我们习用词汇不都是一次一次听别人在各种语境中使用，然后才明白这个词该怎么用的吗？那前人用《论语》的词句说自己的话不也正是《论语》最生动、最准确的注释吗？

《论语译注》撰者充分把握《论语》成书的历史背景与前人注疏的流变，并广泛吸取现代学者对原著的研究和论述，按章节以原文、注释、译文、段意四个部分进行综合阐述，层层深入，帮助读者最大程度地读懂并理解原著。

林语堂（1895年10月3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搞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价“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巩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