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著作的上卷和下卷，不是写于同一时期，其间相隔5年，因而在笔调、结构、叙述上有所不同。本书上卷包括美国的地理环境、种族状况、英裔移民带到北美的影响、美国联邦制的优点与其他国家联邦制的比较、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关系、政党产生的原因、政治社团的作用、舆论的作用等方面；中心思想是阐明美国的民主、自由、平等是如何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的。下卷是以美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民情为背景分析了美国人的哲学观念、宗教思想、科学理论、文学、艺术、社会心理、民族性格等等方面。同时，与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类似问题作了对比。

本书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教育思想著作。作者详述了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结合民主的理念剖析教育事业所面临的问题。书中不仅探讨了教育的性质、作用及目的等抽象的内容，同时也涵盖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例如不同学科价值的定位、教材的性质以及劳动、休闲与教育的关系等。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是一部关于自由的意义的重要著作，它追溯了本世纪后半叶美国民主的再造过程，针对公共哲学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哲学的论证和一种历史的论证。其哲学主张认为，程序自由主义一一一种声称政府应该对关于良善生活的各种竞争性见解保持中立的政治理论一一是不充分的：其历史的观点则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程序自由主义在不断地为美国的政治话语创造词汇，它已经排挤了共和主义对公民身份和自由的理解，并开始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公共哲学大行其道。在桑德尔看来，程序自由主义已经逐步取代了公民共和主义，并给美国的民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只有通过恢复共和主义传统，致力于共同体认同和自治所需要的公民美德，才能消除美国民主的不满。

《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回应托克维尔的挑战》是一部跨学科研究民主问题的专著。与一般将民主仅仅当成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同，《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回应托克维尔的挑战》除研究民主的政治制度外，还着力研究了民生社会的秩序构造和民主的生活方式，从把民主社会理解为一种自主治理的社会出发，认为民主社会富有活力的关键，是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公民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所具有的自主治理的能力。

本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高等教育最权威的社会科学教材之一，也是中国10余所最高学府知名学者联合推荐的著作。 　　“民主”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在西方往往把它追溯到古希腊。本书作者以史拓式的治学方式，洞察到了西方政治和社会价值正面临其它文明的挑战，并且他认为民主的实践已落在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现实的后面，还指出原因是西方对民主的核心——“人民权利”的忽视。因此，该书具有一定创新意义与批判精神。

本书来源于自1991年以来我在不同的东亚社会生活与工作的经历，其目的是理解政治发展，指出我们可以从这些社会中有所收获，尽管它们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存在差异。在中国，这样的观点应当不会具有太大争议。我主要从儒家价值理念中寻求启发，将它们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当作研究的典范，最近的儒学复兴应当让这样的一些论断在中国环境中更可信。但是我发现，从邻近的东亚社会的社会与政治实践中进行社会与政治改革思考存在更多的阻力。为了寻找灵感，新左派转向斯堪的纳维亚社会，自由市场主义者转向美国式资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转向前苏联。但是这些社会在文化、历史、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人口（我所居住的北京市海淀区人口比挪威都多）方面都与中国距离遥远。为什么不试图从诸如日本、韩国这样有着类似的传统与经济发展道路的东亚国家的经历中进行学习呢？似乎民族骄傲以及关于最近的历史冲突的记忆起到了阻碍作用。本书试图指出，中国的邻近社会可以为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改革提供更有价值的经验教训。 本书被批评除了儒家价值之外还援引了一些法家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求助于传统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与政治改革，我们就不能完全忽视法家思想：儒家与法家一直以来是东亚最具影响力的两种政治传统。法家思想的功效体现在在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在混乱时期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及如何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家中建立能够提供政治稳定与物质福利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但是法家必须建立在儒家的道德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国家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为人民服务”，而一些受法家启发的方案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考虑一下成都附近二千三百年前建设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它甚至经受住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虽然附近的建筑物倒塌了）。建设者李冰直到今天仍然被赞颂，这一防洪工程壮举使四川成为中国最具农业生产力的地区。我们应当仅仅因为它是在受法家思想启发的秦国统治者命令下建造的而反对这样的工程吗？是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但是如果法家观念在今天有前景，我们不应当因为过去的滥用而拒绝它们。 但是为什么不花更多的时间讨论道家与佛教呢？一个原因是它们的政治影响相对边缘化。我对道家有着特别的疑虑：它看起来是脱离尘世的，而且对于管理一个巨大的国家而言不是非常实际。它还忽视了类似社会责任与政治承诺这样的价值。当它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力的时候，它常常导致一些问题：例如，对佛教最严重的迫害是由唐武宗发起的，而他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当然，儒家同样在实践中存在问题，我不是想暗示道家在这方面是唯一的。同时排除如下可能性也是独断的，即道家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应对当代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环境恶化。但是那已经是另一本书的主题了。 或许本书最具争议的方面是对受儒家启发的由具有才能的政治精英进行治理的体制的辩护。在西方世界，质疑以竞争性选举来选择国家最高政治领导人的观点极具争议。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关键原因是西方人对民主进行思考的方式变了。他们不再认可激励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19世纪对民主进行辩护的假定。密尔认为民主机制在根本上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功用，而且他可以思考其他具有道德基础的机制的可能性，而不会被认为失去了道德方向。今天，民主被认为具有本质上的价值。似乎一人一票的民治成为了当代西方最神圣的价值观念，而不管效果如何，我们都应当给予支持。我们如何解释政治视角中的这种转变呢？ 我不是一个历史学者，但是我猜测这与20世纪民族主义的高涨有关，而不是对康德或基督教关于人人平等的观念的支持增加了。毕竟，民主平等停止在政治社群的边境：社群外的那些人不被平等对待。或许一人一票成为了团结民族社群的关键仪式。 这为什么是个问题呢？选举制民主的一个明显缺陷是整个社群对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的关注：他们应当服务于选民，而不是生活在政治社群之外的外国人。甚至运转良好的民主机制也倾向于关注公民的利益，而忽视外国人的利益。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家决定他们国家的利益没有什么不好的：这是他们应当做的。在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我们没有必要担心。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政治领导人的决策会影响全世界，他们的决策需要考虑世界其他人民的利益。全球变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我看来，就中国而言，我们有理由期望有更多的比西方式民主运转更好的精英模式。 幸运的是，中国具有漫长的精英统治的传统，而这有可能推进关于精英体制的辩论而不被视为某种危险的保守言论而被摒弃。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复兴这种传统，变得更精英化------它挑选优秀的学生，鼓励他们入党。同时可能也需要对精英机制进行更多的体制上的试验。中国是一个巨大而且多样化的国家，它是尝试不同的政治改革的很好的实验室。在农村，村一级的民主选举尝试已经进行了十多年，最近也有人就深圳与贵阳这样的城市中的党内民主以及民主试验进行讨论。那么为什么不尝试一些精英制的试验，看看有什么效果？一旦我们对什么东西在地方层面有效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在全国层面进行一些尝试也许不会具有太大的风险。 最后我要感谢我在清华大学的同事，特别是系主任万俊仁教授。我很荣幸并且很高兴有机会在清华大学进行教学和研究。我还想感谢译者李万全以及特约编辑徐志跃出色的工作和支持。 （李万全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