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在序言中曾提到他写这个系列的初衷之一，就是不满所谓的普法文章。什么是真正的“普法”？我的理解就是通过言说去影响一种现实的语境。从这个角度看学者的言说，其实和司法过程极其相似。法学家写的案子，和法官写的判决书都是必不可少的“具体法治”，是西法东渐和“法治本土资源”变迁的经验环节。鉴于目前我们的法官多半写不好判决书，法学家撰文说案更显得尤其重要。 　　汉语语境下的“政法”二字，其实并不是“政治与法律”的缩写。因为汉语的构造承袭的是三纲五常的微言大义，两个字放在一起就像两位领导出场，表面是平列关系，其实多半是一种偏正结构。甚至于有着语义上的越俎代庖。钱钟书《管锥篇》中谈过这个问题，如“兄弟”指的是弟，而“祸福”说的也多半是祸。钱先生说这种词义结构的特征来自道家相对主义对国人的思维影响。这道理固然精辟，但我对这解读还是不满。“偏义”与其说和道家思维有关，不如说恰恰是和儒家礼教一丝不苟的“差序格局”合拍的。因为没有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就没有语法面前每个字平等的逻辑。 　　“政法”一词其实也带有偏义，而且来自古汉语的“本土资源”，并不是舶来词。现代法治西学东来，在细微技术上今天已几乎看不到一丝中华法学的遗迹。但奇怪的是今天我们谈到法律领域，笼罩全局的仍然是这个老妪般的“政法”二字。 冯象近年来的专栏写作，也和上述“政法”一词的语义变迁趋势相吻合，就是所讨论的主题和作者的基本理念从形而下的、被意识形态空洞化的“政法”概念，开始向着形而上的政法之道转变，最后凸现为一种清晰的宪法或宪政的视野。冯象这一走势大概从写〈它没宪法〉开始，尽管此文的观念老实说仍然相当模糊，但这一走势越到晚近越清楚了。尤其冯先生的专业是知识产权，但他却往往从对版权、商标权的纠纷中看出权属问题的“宪法化”趋势。如《修宪与戏仿》一文，从一篇小说戏仿《沙家浜》引发的案子，分析到版权权益与“戏仿”者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说产权问题不能只在商法或私法的领域中解决，而最终必将诉之宪法或宪法的司法化。这个故事和苏力讲过的“邱氏鼠药”的案子何其相似。我以前有一个看法，就是研讨宪法有两途，一种是从部门法往上走，一种是从政治学往下走。冯文属于前者，尽管他由于文体限制和过于借重文学笔法带来的自缚（这算冯象一个不太严重的弱点，所以我才说《万象》上那些风情文字是更纯粹的冯象文章），分析上不免大而化之。但其义理...[更多内容]

本书接续《创世纪：传说与译注》，也分上下编。上编研究《圣经》与文学翻译，包括西方解经学传统、中文旧译的舛误类型或“病理机制”，并以下编《出埃及记》为例详细说明。《圣经》之外，还讨论一组古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文学经典，如荷马史诗、柏拉图《理想国》、西塞罗《论老年》、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但丁《神曲》和乔叟《鸟儿会议》。这些伟大作品昭示的古典伦理同自由人格的理想，跟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突出病症——大学教育和学术的深度腐败、行业道德的全面崩溃——恰成鲜明对比。作者认为，由此入手提问分析，或可为改革与反思拓开一条新路。 全书插图54幅，卷末列有简明的“圣经年表”和“参考书目”，都是专为配合读者鉴赏思考书中论及的人物故事、社会现象和经文哲理等问题而精心选编的。

希伯来经文《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与《雅歌》五篇，习称“智慧书”，又名“诗体书”。 《诗篇》是圣殿祭祀，子民礼拜，忏悔感恩的颂诗哀歌等等的总集，约有一半归在大卫王名下。《雅歌》虽然题为“属所罗门”，却更像民间情歌或婚礼上的唱和之曲，也有人认为取材于初民春祭的颂神诗。《约伯记》（传统上归摩西）、《箴言》与《传道书》（均托名所罗门），承接的是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和迦南的悠长的智慧传统。 从内容上讲，它们的渊源旨趣、思想关怀各有不同，但从文体上讲，这五篇经文都由诗体写成，遵从一定的希伯来语修辞格律，是《圣经》诗歌艺术的明珠，对西方文学影响至巨。冯象博士的译注本在充分吸收了西方《圣经》文学最新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用准确优美的现代汉语来传达希伯来古代诗歌的智慧与韵律。

馮象博士翻譯聖經, 取得了難能可貴的成就。《摩西五經》問世以來，蒙讀者包括許多教友的厚愛，來信鼓勵或提出意見建議，還有專家學者著文評論。在重新印行《摩西五經》修訂版的同時, 牛津大學出版社現在同時出版馮博士的最新翻譯成果《智慧書》，最大的希望仍然是，回到原文善本，重新理解迻譯；在舊譯之外，為普通讀者(包括教友)和學界，提供一種基於現代學術成果的忠實暢達而便於學習研究的譯本。譯經，在智慧的“傳道人”(qoheleth) 看來，恐怕也是太陽下無休止的一種“辛勞”，或上帝派給人子的“苦活”(《傳道書》1:13)。然而人生幸福，卻在那份“苦活”日積月累的所得，可以同無數人分享。 《智慧書》五篇，傳世抄本訛誤較多，遠不如《摩西五經》整齊。部分段落順序銜接紊亂，斷句訓讀，歷代注家歧見紛紜。故本中譯在底本德國斯圖加特版傳統本之外，參照引用的原文抄本 (如死海古卷) 和古譯本 (如希臘語七十士本、亞蘭語譯本、古?利亞語譯本、拉丁語通行本) 的異文異讀，也大大增加。 譯文的體例，包括插注、原文的拉丁字母轉寫，一如《摩西五經》(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2008)。僅說明三點: 第一，經文原本不分章節 (亦無現代標點)，至歐洲文藝復興，十六世紀中葉才開始劃分，漸成定例。但這一套章節設計與經文的?事、詩句的起止，往往並不吻合；不乏一句話斷為二節，一首短詩橫跨兩章的情?。所以章節只是方便檢索引證的一個系統，跟如何誦讀或理解經文未必相關。這是讀者須瞭解的。此外，傳統本的分章與拉丁語通行本略有出入。因為英語欽定本的章節跟從通行本，而中文舊譯如和合本又以欽定本為底本，故而凡通行本與傳統本分章不一致處，插注中都標明了，俾便熟悉和合本章節的讀者對照。

譯經的目的，我在《摩西五經》裏說了，一是爲中文讀者（包括信友和聖經學界）提供一個可靠的中文學術譯本，二是如果可能，力求讓《聖經》立于中國文學之林，即進入漢語主流文化。注意，我說的是“聖經學”，而非任何基督教宗派的神學或教義。後者在西方的歷史和理論我做過些研究，算是老行當了吧。但傳教“牧靈”跟做學問，是完全不同的事業，沒有哪個譯家可以兼而得之。因此，現實地看，我的譯本也許會影響到“牧靈”譯本的修訂和術語措辭，但不可能取代其中任何一種。在香港，正如在內地，有哪一個教會不在散發《聖經》，不積極宣道、參與社會建構和社會鬥爭呢？不如此，她就不能够撫慰苦靈，傳布福音，教人立信稱義。在此意義上，譯經，即使是“非教徒”的譯經，也不僅僅是無傷大雅的“文化保育”。我想，聖法的教導、先知的呼喚、耶穌的受難復活的啓示，隨著宗教復興和中國社會行將展開的倫理重建，是會爲越來越多的國人聆聽而認識的。一個日益多元化的容納不同信仰的社會，需要這樣一份“生命的糧”（《約翰福音》6:35）

《政法笔记》是冯象先生在《读书》开的专栏文字，以英美中古文学博士的笔意，言说国内法治领域的大小故事，从孔夫子名誉权、鲁迅肖像权、婚前财产公证、取名用生僻字、性贿赂、人体写真到版权、美国大选……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方方面面，就文章而言，都称得上汉语法学随笔写作的巅峰之作。这些随笔也彻底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普法观念"，通过学者言说本身去影响一种现实的语境，以期普法之目地。 本书2004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法学界反响很大，现经冯象先生授权，修订版在我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