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經的目的，我在《摩西五經》裏說了，一是爲中文讀者（包括信友和聖經學界）提供一個可靠的中文學術譯本，二是如果可能，力求讓《聖經》立于中國文學之林，即進入漢語主流文化。注意，我說的是“聖經學”，而非任何基督教宗派的神學或教義。後者在西方的歷史和理論我做過些研究，算是老行當了吧。但傳教“牧靈”跟做學問，是完全不同的事業，沒有哪個譯家可以兼而得之。因此，現實地看，我的譯本也許會影響到“牧靈”譯本的修訂和術語措辭，但不可能取代其中任何一種。在香港，正如在內地，有哪一個教會不在散發《聖經》，不積極宣道、參與社會建構和社會鬥爭呢？不如此，她就不能够撫慰苦靈，傳布福音，教人立信稱義。在此意義上，譯經，即使是“非教徒”的譯經，也不僅僅是無傷大雅的“文化保育”。我想，聖法的教導、先知的呼喚、耶穌的受難復活的啓示，隨著宗教復興和中國社會行將展開的倫理重建，是會爲越來越多的國人聆聽而認識的。一個日益多元化的容納不同信仰的社會，需要這樣一份“生命的糧”（《約翰福音》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