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中心命题，是透过严复译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来了解西洋经济学说在晚清中文词汇与概念尚不足的情况下，是用何种辞语和“思想方式”传入中国的？从追求富强的角度来看，这本以提倡“自由放任”、“反重商主义”和“最小政府”为主旨的《国富论》，对清末的知识界和积弱的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与作用？ 《国富论》在西洋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绝对的开创性地位。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阶段，严复所译介的《国富论》，其对比中西且表己意的翻译和丰富的案语，从中国经济学史或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都有显着的意义。

《国富论》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书，是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深邃见解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所收集到的所有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取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馆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汉译经典04:国富论(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国富论》经过五年写作、三年修改，于1776年正式与读者见面。当时正值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该书及时地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地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提出了一套系统全面的经济学说。从作为国富基础的劳动，到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分工，再到分工带来的交换，交换带来的媒介——货币，再到商品的价格，以及构成价格的基本要素——工资、地租和利润，文中都有详细精辟的论述。该书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自由市场，提倡降低关税和自由贸易，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至令在世界上仍有着广泛的影响。

《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写作的目的是想重塑一个马克思，也就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本论》所谈到的欧洲的历史，重新塑造马克思的思想，以解答为什么资本主义能持续领导世界。经过对欧洲一千年历史的分析，笔者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现存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通过提高民主和法治水平来遏制腐败的阶级斗争史。” 同时，笔者透过对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理论比较，还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两个伟大思想家的思想有着惊人的类似。马克思是透过“民主和法治”打击权力的腐败，而斯密是透过“看不见的手”打击权力的腐败，而这两位大思想家打击权力腐败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和谐的社会”，而斯密称之为“社会整体利益”。

2005年3月，温总理曾荐书企业家，他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

英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１７７６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斯密在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写作，他似乎没有真正觉察到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其前兆在离爱丁堡九英里的炼铁厂中已可见到。他对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没有提到。如果增长是《国富论》的主题，那也不是永无休止的增长。书中各处都流露着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斯密也提到，当这个制度最终积累了充分的财富时，经济下降就会开始，最终形成贫乏的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