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uthors of this ambitious book address a fundamental political question: why are leaders who produce peace and prosperity turned out of office while those who preside over corruption, war, and misery endure? Considering this political puzzle, they also answer the related economic question of why some countries experience successfu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thers do not.The authors construct a provocative theory on the selection of leaders and present specific formal models from which their central claims can be deduced. They show how political leaders allocate resources and how institutions for selecting leaders create incentives for leaders to pursue good and bad public policy. They also extend the model to explain the consequences of war on political survival. Throughout the book, they provide illustrations from history, ranging from ancient Sparta to Vichy France, and test the model against statistics gathered from cross-national data. The authors explain the political intuition underlying their theory in nontechnical language, reserving formal proofs for chapter appendixes. They conclude by presenting policy prescriptions based on wha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我的目的和《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时一样，是促使你们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首先，我想提醒你们仔细研读《资本论》第二卷的重要性，并且要和第一卷联系起来。《资本论》第一卷主要关注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和动力，而把实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放在一边。第二卷则从相反的方向说明：假设剩余价值生产领域没有任何困难，而把其实现过程放到显微镜下进行分析。事实上，不重视《资本论》第二卷的后果更为糟糕，我们甚至连第一卷的内容都无法充分理解。 生产和实现的统一，就像商品一样，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生产和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危机频繁爆发。马克思说，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质”。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存在深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中，这种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要么最大化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结果是威胁到市场上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要么改善工人的待遇，保持充足的有效需求，结果是影响生产中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 当然，有一种办法能够缓解甚至有效地管理生产和实现之间的矛盾，那就是乞求于信用的帮助。出于这个原因，我决定把《资本论》第三卷中说明商业和金融资本的部分连同对信用制度的说明，一起加入对第二卷的解读。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也是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对实际危机——1848年和1857年危机做了最贴近的分析。看看马克思的分析，对我们应对2007年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很有帮助。 我个人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感激《资本论》第二卷，因为第二卷是关于资本循环如何塑造自己的空间和时间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历史以加快生产和削减空间移动成本与障碍为特征。第二卷把这一趋势置于永不停歇的再生产和阶级关系扩张的背景下，而这恰恰是资本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第二卷还提供了更严谨的理论基础，使我得以理解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和区域间不均衡发展的动力学，我自己的著作从中获得了很多灵感。

我终于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第三卷，理论部分的终结，交给读者了。当1885年第二卷出版的时候，我曾以为，第三卷的困难大概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实际上情况也是这样；但我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全书这些最重要的章节会给我造成这么多的困难，同样也没有想到，还有其他一些障碍会如此严重地拖延本书的付排。 首先而且主要妨碍我的，是长期视力衰退，因此，我多年来不得不把写作时间限制到最低限度，直到现在，我在灯光下写东西也只是很偶尔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无法推卸的工作，如马克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种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就是说要订正、作序、增补等等，而这些工作没有新的研究是往往不可能进行的。首先要提到的是第一卷英文版，我对这个版本的文字担负了最后审核的责任，所以它占了我许多时间。谁要是稍为注意一下最近十年国际社会主义文献的巨大增长，特别是马克思和我以前的著作的译本的数量，他就会同意我下面的看法：我很庆幸自己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对译者有所帮助，因而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不容推卸校订的责任。但是文献的增加不过是国际工人运动本身相应发展的一个象征。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又赋予我新的责任。从我们开始公开活动的那些日子起，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在本国进行的运动之间的联络工作，大部分落到马克思和我身上；这项工作随着整个运动的壮大而相应地增加了。但在马克思去世以前，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马克思担负，在他去世以后，这种不断增加的工作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不过在此期间，各国工人政党互相间的直接交往已经成为常规，而且值得庆幸的是，情况越来越是这样；虽然如此，从我的理论工作考虑，人们要求我给予的帮助还是太多了。但是谁要是像我这样五十多年来一直在这个运动中从事活动，他就会把由此产生的各项工作看作一种义不容辞的、必须立即履行的义务。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定的时代，也象十六世纪一样，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只是在反动派方面还有单纯的理论家，正因为如此，这些先生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论家，而只是反动派的辩护士。 我住在伦敦，进行这种党的交往，在冬季主要是靠通信，在夏季大部分是靠面谈。由于这个缘故，并且由于我必须注视着运动在日益增多的国家中的发展以及增加得更快的机关报刊的情况，所以，凡是不容中断的工作都只好到冬天，特别是一年的最初三个月去完成。一个人过了七十岁，大脑中的迈内尔特联想纤维工作起来迟钝得令人讨厌，要克服困难的理论工作上的中断造成的影响，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那样迅速了。因此，一个冬天的工作要是没有完成，到下一个冬天很大部分只好重新做起。这种情况，特别发生在困难最多的第五篇。 读者从下面的叙述将会知道，本卷的编辑工作根本不同于第二卷。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是按照当时产生的思想写下来的，就越长，越复杂。在许多地方，笔迹和叙述非常清楚地显露出，作者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并且逐渐加重；这种情况起先使他独自进行工作越来越困难，最后竟时常使他的工作完全无法进行。这并不奇怪。在1863年和1867年之间，马克思不仅已经为《资本论》后两卷写成了初稿，把第一卷整理好准备付印，而且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和扩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病在 1864年和1865年就显出严重的症状，使他不能亲手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 我的工作首先是按照原文把全部手稿口授一遍，弄出一个易读的抄本；这个手稿的原文，甚至我也往往费很大劲才能辨认。这件事就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抄完以后，才能开始真正的编辑工作。我把这种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之内。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我总是尽可能保持初稿的性质。个别重复的地方，我也没有划去，因为在那些地方，像马克思通常所做的那样，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同一问题，或至少是用不同的说法阐明同一问题。在我所作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我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实际材料，哪怕尽可能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我都用四角括号(本卷用花括号{}——编者注)括起来，并附上我的姓名的缩写。我加的脚注有时没有用括号；但是，凡是注的末尾有我的姓名的缩写的地方，这个注就全部由我负责。

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特亚·森指出”艾伯特·赫希曼是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其著作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形势、人的理解”、“《欲望与利益》不仅在知识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是赫希曙的一部力作。这部著作既关注当代的经济理论，也关注历史上的经济理论。该著拥有文泛的读者，而不只是拥有经济学工经济学 史领域的读者”。 　　在本书中，赫希曼回顾了17和18世纪欧洲思潮，阐明了这一时期一个复杂的观念转变：长期以来，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被谴责为一种贪婪的罪恶，然而现在却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即可借以控制人类难以驾驭的破坏性的欲望。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一咱全新解释，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紧密承接。赫希曼的发现颇具讽刺意义：现在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最邪恶的特征，却是它最初的追求目标——压抑欲望以追求“无害的”虽然也许是单调的商业利益。

★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最新力作，总结多年探讨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之思想成果 ★关注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求解中国人的正义诉求与幸福生活来源 ★附赠作者亲绘课程配套全彩“心智地图集” 在无神的社会里，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它如此重要，以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每一个人或绝大多 数人是否感觉幸福。我这部讲义，不仅是“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而且是关于中国人怎样可以生活得更美好的讲义。也因此，这部讲义是我关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长期探讨的最近一次总结。——汪丁丁 本书以汪丁丁教授于北京大学开设“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义为基础，汇集多年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求解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及制度改革前景的思想成果。在本书中，作者首先界定了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基本问题，进而深入探讨其核心议题——正义，具体包括正义理论中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纠缠、正义观念的发展史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正义与公共理性、政治民主的关系等主题，并重点关注艾智仁、奈特与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作品和贡献。同时，作者以跨学科的视域、思想史的方法，梳理了“正义”的实践智慧，最终将全部的理论探讨应用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剖析与未来变革方向的探索之中。

《读〈资本论〉》的第一部分即主要部分是阿尔都塞于1965年初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的《资本论》研究会上所作的几篇哲学报告。这些哲学论文是阿尔都塞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斗争中构思、写作和发表的。阿尔都塞本人在1970年5月《读（资本论）》英文版正文前面的按语中写道：“关于这部著作写作时（1965年）的形势，关于它作为对这种形势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干预的性质，以及关于它在理论上的局限、缺陷和错误，读者应该读读《保卫马克思》中的介绍——《致我的英语读者》。”阿尔都塞这里所说的形势就是指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在法国共产党内和法国哲学界出现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形势。阿尔都塞这一时期的重要理论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就是对这种形势所作的“干预”和“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