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共14章，分为4篇：基本问题与分析工具，承诺、可信性和声誉，不一致性和利益冲突，在政策问题中的应用；书中广泛运用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技术。

本书植根于公共选择分析和福利经济学这两门存在很大差异的学科。它吸收了福利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对市场缺陷和政府于预的利弊进行了说明，从而使读者能够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为全面、完整的理解。

这是迄今为止的第一部因特网政治经济学。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然而这场划时代的转变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吉祥。那么数字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它有哪些主要特征？这种目标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千禧转变将会带来什么？ 丹・希勒作为国际知名的互联网和IT方面的评论家，他以大师般的手笔撕开了互联网的神话，揭露了这个世界的最强大的公司和最有钱的投资家，他们真正的欲望和目的，并将数字通信系统置放在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核心地位中予以剖析。 本书对深陷迷幻药般互联网幻觉中的人们，对于陷入了商业“欣快症”和“预言狂热症”之中的世界不啻是一帖最好的清醒剂。

《资本主义大变形》内容简介：美国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牺牲品。美国经济已经发生变形，华尔街成为巨大的投机赌场，欺骗、掠夺普罗大众。 美联储沉浸在美国经济增长胜利的喜悦中，迷失在伪科学的政策规则里。罗斯福新政、里根革命、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都是骗人的谎言、愚蠢的行为。 美国前国会议员、里根时期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直击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美国。斯托克曼细数美国80年来的社会、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地产、能源等情况，痛陈美国，尤其是美联储，在应对各种金融危机和财政悬崖时所采取的不当政策。斯托克曼的分析戳穿了美国部分掌权者的谎言，证明所谓消费刺激和减税计划只会导致福利社会越发臃肿，战争国家的日益膨胀更将耗尽所有财政资源；而美联储实施的大规模货币超发政策进一步助纣为虐，救助了不需要救助的华尔街，让自由市场、美国民众承担残酷的后果。 戴维•斯托克曼在这本书中开列了一长串名单，指出了稳健货币、财政公平和自由市场的反叛者和英雄。其中包括创立权贵资本主义的罗斯福、摧毁国家财政准则和金本位制的尼克松、屈从于权力而姑息纵容泡沫金融的格林斯潘和伯南克、推升国家债务水平的奥巴马，以及倡导平衡预算和恪守金融市场准则的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保罗•沃尔克、克林顿等。 《资本主义大变形》向读者展示了，美国如何走到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扭曲和变形，从而向人们证明了，权贵资本主义政治给美国带来了重大危害，它正威胁着自由市场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 《资本主义大变形》还尖锐地指出，东亚和波斯湾地区的某些国家把天赋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用于无休止地换取美元债务。它们所追求的商业发展模式是有缺陷的增长和繁荣。这也是大变形之一，是现代全球经济的危险所在。 任何希望全面了解当今全球经济困境和可能出路的人，都应该仔细阅读这部书。 编辑推荐 《资本主义大变形》是《纽约时报》畅销书！美国前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力作！ 美式资本主义沦为权贵资本主义？21世纪资本主义何去何从？美国80年社会、财政、经济、军事、能源、房产全景画卷，谱就美国资本主义死亡挽歌。 名人推荐 这是一本用犀利的语言揭示美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正在吞噬美国的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让国家走向散架的好书。值得一口气读完。 ——张军 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斯托克曼的分析表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发生深刻蜕变，蜕变成为权贵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蜕变成为投机赌博资本主义，蜕变成为贫富两极分化的“拼爹资本主义”。任何希望全面了解当今全球经济困境和可能出路的人，都应该仔细阅读这部书。 ——向松祚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前海国际资本管理学院（筹）院长 媒体推荐 斯托克曼令人信服并且十分中肯地控诉了一个已经危险扭曲的制度……《资本主义大变形》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就是过去历史错误的孽果，是所有一厢情愿的想法和毫无逻辑、错误妥协的继承者，正是这些想法和妥协产生了我们父辈和祖父辈们所担心却最终想得到的短期利益。现在，该是还债的时候了。 ——《华盛顿邮报》 斯托克曼揭穿了一直围绕着里根保守主义的神话，同时对艾森豪威尔的财政和军事保守主义则赞赏有加，展现了一个真正公职人员的良心……斯托克曼在他的雄辩中包含了大量知识。 ——《科克斯书评》 这是多年来对金融制度历史叙述最充分的书籍之一。 ——《福布斯》 对于任何信奉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人来说，对于那些赞同斯托克曼观点的人来说，即认为权贵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没落已经导致财政和货币政策陷入不停增加刺激和债务金字塔不断增长的死循环中，《资本主义大变形》令人悲哀地切中要害——并且预示着悲惨的未来。 ——路透社 斯托克曼……用自己的杰出作品向人们展示了，谁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恶棍和英雄……斯托克曼的提名清单无疑是我最喜欢的，不仅因为他的原创性研究、他所展示的历史背景（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开始），而且因为他本身所具有的局内人的身份，以及在展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上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 ——《今日美国》 哇，这书名……这本书……这位作者，真棒！ ——CNBC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危机下的抉择：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有2大特点： 第一，主要借鉴和运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第二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强调国际语国内的关联性。 第二，根据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特征，重点分析国内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以及国内政治行为体与社会行为体的关系。 精彩节选： 假 设偏好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在现实主义的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现实主义研究将国家看作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国际关系就是国家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过程。现实主义者都强调国家利益概念的重要性，但是对国家利益的内容争辩不休，如何确定国家利益的内容实际上可以理解成国家偏好的设定过程。国家偏好或被界定为安全，或是财富、领土，或是人口、资源。这种假定大多源于学者对国际关系历史的判断，也是最接近偏好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在经济学中，消费者是最大化财富的，厂商是最大化利润的。经济学家也就是利用这个基本假设来分析经济现象。但是，这种设定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国际关系中存在比经济学研究更多种类的行为体，包罗个人、公司、集团、国家、国际组织、跨国行为体等，这些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偏好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即使是同类的行为体其偏好也不一定相同；第二，国际关系研究难以对行为体偏好作出明确的设定；第三，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更加广泛，从贸易、货币到安全、军事，很难假定出国家的唯一偏好。19尽管学者们对国家偏好假设的共识是如此之少，但是这种设定方法由于简单和利于研究，仍然被很多学者所采用。 通过归纳法来设定行为体偏好也就是通过考察行为体的行动来确定其偏好。很多学者通过这种方法来研究国家偏好形成，将国家的偏好看成是由国家的意识形态所决定或是由精英理念所决定。这样通过研究一国的认同、文化或共同信念，或是精英的战略思想来确定国家的目标。这种方法实际上接受了显示偏好理论，认为可以从国家的行动中来界定国家偏好，莱克就认为“选择显示了偏好，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结果反向推导，结果实现和目标之间是一个连续的过程”20，因此这种方法也就存在前面所提及的显示偏好理论的缺点，对实际偏好和选择结果之间没有进行很好的区分。

"Little else is required to carry a state to the highest degree of opulence from the lowest barbarism, but peace, easy taxes, 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ll the rest being brought about by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So wrote Adam Smith a quarter of a millennium ago. Using the tools of modern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combining economic theory with a bird's-eye view of the data, this book reinterprets Smith's pillars of prosperity to explain the existence of development clusters--places that tend to combine effective state institutions, the absence of political violence, and high per-capita incomes. To achieve peace, the authors stress the avoidance of repressive government and civil conflict. Easy taxes, they argue, refers not to low taxes, but a tax system with widespread compliance that collects taxes at a reasonable cost from a broad base, like income. 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s about legal infrastructure that can support the enforcement of contracts and property rights in line with the rule of law. The authors show that countries tend to enjoy all three pillars of prosperity when they have evolved cohes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at promote common interests, guaranteeing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In line with much historic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onflict has also been an important force behind effective states by fostering common interests. The absence of common interests and/or cohes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an explain the existence of very different development clusters in fragile states that are plagued by poverty, violence, and weak state capa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