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守护者》最早作为单篇论文发表於1929年，经过大规模的扩展，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於1931年。当时正值魏玛共和国摇摇欲坠的时刻，空前的政局动盪、经济危机，赋予非常状态的概念以一种迫近的现实感。面对风雨飘摇的局面，施密特提出了一个类似於「谁来决断」的严峻问题：谁来维护宪法？

施密特关于法学思维类型的思考，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其《政治的神学》为代表，在该书中，施密特区分了决断论与规范论两种对立的思维类型。第二个阶段则是本书有关法学思维三种类型的划分。他认为，所有的法学思维都必然从规则、决定与具体的秩序这三个最终概念中选择其一，并延伸出所有其他的概念。 实际上，施密特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阐明一种法学方法。他认为，特定的思维模式与特定的政治处境相关。特定的思维模式问题不只是一个法学观问题，它还是一个政治观和世界观的问题。 本书著于1934年，施密特在纳粹政权之下，正处在其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那么，三种模式的论说是否构成纳粹法学的新思维？或者两者至多不过是貌合神离？这些问题必定充满争议。为此，我们必须透过那些与纳粹思想有亲缘性的文字的表面，去探测它们自身的深层逻辑。

本书《宪法学说》中一开始就说：将“宪法”与作为一套法律规定的宪法法规（条文）混为一谈，是稀里胡涂的宪法观──必须区分宪法的“绝对意义”与“相对意义”。前者指制宪主体（君王或者人民）的一次性政治决断，决定性地创制自身的政治共同体的特定生存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宪法的含义等于国家的实存本身及其政体形式（比如“民主共和”），一套调节生活秩序的具体法规──所谓“相对意义”的宪法，不过是由这一政治决断引出的。施米特提出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宪法的区分，也是想要提醒德国智识人自己心里搞清楚，民主共和究竟意味着什么：共和革命远不是仅仅为了制订一部成文宪法，它意味着一个政治统一体（民族国家）在特定政治处境中对自身的生存方式作出了新的政治决断，或者说为如何在新的政治生存处境中形成新的政治统一体重新作出了一次决断──随后的制宪（制订具体的宪法法规），不过是这个政治统一体自觉选择的政治行动。换句话说，“绝对意义”的“宪法”（具体的宪法法规）等而视之。

《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选入了作者从其1953年就任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教授的就职演说以来28年里最为主要的成果。这些论文涉及了范围非常广泛的论题。它们包括了哈特教授试图论证在语言哲学与法学之间的相关性以及语言哲学对法哲学之重要性的第一次努力；他捍卫法律实证主义的第一次努力——在其后《法律的概念》一书中他又对此进行了发展；还包括了对美国与斯堪的那维亚各自法学学说的诸多研究；对法哲学诸问题的概览性考察；与对三种试图为基本人权或自由提供基础之努力的详察；以及对将“社会连带”概念作为强制执行习惯性道德之正当性理由的详察。《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中有五篇论文致力于对耶林、凯尔森、霍姆斯以及朗•富勒等诸多法学大师之著作的品评。最后一篇论文则提出了一个哲学特性，它关注的是对某种困惑与混乱的解决，在关于犯罪未遂概念的问题上，这个困惑长久地折磨着法律从业者们。 《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中的所有论文均为哈特教授自选，选入了从其1953年就任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教授的就职演说以来28年里最为主要的成果。这些论文最初发表于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地区不同的期刊与著作中，它们涉及了范围非常广泛的论题。它们包括了哈特教授试图论证在语言哲学与法学之间的相关性以及语言哲学对法哲学之重要性的第一次努力；他捍卫法律实证主义的第一次努力——在其后《法律的概念》一书中他又对此进行了发展；还包括了对美国与斯堪的那维亚各自法学学说的诸多研究；对法哲学诸问题的概览性考察；与对三种试图为基本人权或自由提供基础之努力的详察；以及对将“社会连带”概念作为强制执行习惯性道德之正当性理由的详察。《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中有五篇论文致力于对耶林、凯尔森、霍姆斯以及朗•富勒等诸多法学大师之著作的品评。最后一篇论文则提出了一个哲学特性，它关注的是对某种困惑与混乱的解决，在关于犯罪未遂概念的问题上，这个困惑长久地折磨着法律从业者们。 在著者专为《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所写作的导言中，哈特教授对影响他作品的诸多主要方面给出了说明；他还考虑了对其作品的主要批评，并且指出了他现在认为在其作品中存在错误的地方。

所谓“法理学”，作者指的是对所谓法律的社会现象进行的最基本、最一般、最理论化层面的分析。就其总体而言，法理学所涉及的问题，其运用的视角，都与法律实务者的日常关心的事相距甚远。法理学的问题无法参照常规法律文件或依据常规法律文件的推理予以解决，它运用的视角也无法简约为一些法律学理和法律推理。许多法理学的问题都遗跨越了学理的、时间的和民族的界限。

内容简介 “法律是什么”一直是数个世纪以来法哲学领域中备受争议的难题，法律仅仅是由社会事实所决定的吗？法律和道德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不借助于一种“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道德观念的条件下，我们能否全面地描述和界定法律？我们对于法律的理解是否必然蕴含着对法律的解释？法哲学是有关描述“法律是什么”的理论，还是有关规定“法律应当是什么”的理论？安德瑞·马默教授在这本著作中对有关“法律基本性质”的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全面的分析。 马默教授主张，由法律的事实性和规范性特征所引发的种种难题，实际上都取决于一种还原的可能性，亦即法律范畴是否可以根据其他一些性质上更为基本的范畴来解释和描述。除了探讨当代法律思想中的主要问题之外，本书还对在过去数个世纪主导该领域的学者及其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对于那些以法律为业或对法律的性质等基本问题感兴趣的人来讲，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