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校补，ISBN：9787806594056，作者：闻一多著；李定凯编校

本书为清代著名学者戴震（1723-1777）对《楚辞》中屈原各篇注释的汇编。 戴震为乾嘉时皖派汉学的创立者，其治学由声音以求文字，由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典章制度，由典章制度以求义理。其著述范围广泛，举天文、地理、历史、文学、音韵各学科悉有涉猎。其对于屈赋的诠释亦从此一治学原则出发，以文字肇始而至于义理，故言之有物，见解独特，颇具参考价值。 本书为戴震诠释屈赋著作的汇编标点排印本。其中除七卷《屈原赋注》外，尚收有通释两卷，音义三卷，及《屈原赋注初稿》一册。

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已极为发达，歌曲就有《涉江》《朱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等，《楚辞》中都有提及。《楚辞》里不少诗篇都有“乱”辞，有“倡”“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的产生同音乐有关。 其实，“楚辞”是在出现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他在自己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基础上，吸取了北方中原文化之后，才真正产生的。 “楚辞”有以下特点： 第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校定楚词序》：“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这不但指出了楚辞的地方色彩，而且说明，正因为具有地方色彩。这种新的诗体才被人称为“楚辞”。楚辞大量地使用楚国的方言。语气词“兮”“些”“只”的运用，不但数量很多，还成为语言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兮”字的运用，及其在句中的不同位置，在诗的节奏变换和表情达意上，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楚辞运用了很多双声叠韵字和联绵词，也增加了诗句音节的谐适美。在形式上，它打破了四言格律，利用了民歌的自然韵律。以五言为基础，每句有动词，句式参差错落，富于变化，它的结构、篇幅都较大，而感情奔放，想象力丰富，文采华美，风格绚丽，文学意味浓厚，因此，它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干。 第二，楚辞充分反映了它那个时代政治变革的斗争，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 楚辞所提出的，并企图解决的问题是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特别是屈原的诗歌，不仅与他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课题有关，而且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与历史的客观进程相一致。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变革的时期。各国的经济基础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摆在所有诸侯国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完成上层建筑的变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楚辞，，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就在于它充分地反映这种变革的斗争。它表现了需要变革的进步倾向，尖锐地揭露了阻碍变革的反动势力的腐朽性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楚辞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结晶。它不仅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而且代表着一种根柢深沉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中充满了浪漫的激情，保留着绚烂鲜丽的南方远古传统，残存着强有力的巫术宗教，充满着奇异想象的神话传说。因此，楚辞本身就是一个既鲜艳又深沉，既炽热又丰富的想象和情感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在这里，原始的活力，无羁的联想，狂放的思绪都得到充分的、自由的表现。楚辞不仅是楚文化的代表，也是汉文化的代表，楚汉文化是不可分的。在汉王朝建立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楚辞仍然是文学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出现的典型汉赋，也是和楚辞一脉相承的。楚辞不但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而且还主宰了四百多年两汉文学艺术思潮，给予中国文学艺术极大的影响。

《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最难理解的一篇。苏雪林相信这是由于古书竹片错简、脱句造成的。通过她的研究和重新排简，发现《天问》可分为五大段，每段句子多寡一定，即天文、地理、神话各四十四句，夏商周三代历史各七十二句，乱辞（楚辞的结尾）二十四句。她 她在其它论述中也多次提到，《天问》是一篇“域外文化知识的总汇”，屈原的行文与其说是“发问而待后人解”，不如说是“提问而待学生（反过来）问（他）”。 苏雪林根据其天文、地理、神话、上古半神话历史的内容，推断《天问》中最庞大的三个神话皆来自域外，因为“中国人先就感觉陌生，出典虽可觅之《山经》、子书却毫无系统”。苏雪林认为战国时代在北方大国齐国出使时候的屈原，可能跟像邹衍（推断其可能为西亚来的学者）那样的人学习过域外文化，而这个域外指的就是西亚，正是《圣经》故事的祖籍地。 《天问》共有三个神话。第一个是“洪水传说”，苏雪林认为屈原只用了二十句约八十字来介绍《圣经·创世纪》的全部内容。比如“登”字是“安登”的省略，指的是亚当，在我国古代基督教（译成“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的音译）的石碑中确有此说；“女娲”指的则是夏娃。 第二神话是“后羿射日”，实则是“颛顼与共工之战”。而苏雪林认为后羿的形象与古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神英雄赫拉克勒斯有关。 第三神话是“印度诸天搅海故事”。 这三个神话都以生命树（或不死树、不死草、不死药）为主题。在战国时代进入中国的域外文化中，长生不死药对中国人尤其是古代帝王的影响力最大，遣使出海求仙药的行为屡见不鲜。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向，苏雪林最大的贡献即是，她以平和、包容兼蓄的精神，将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古代文化的交融在时空上做了一次大提前。她在此书的《自序》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基于民族自尊心理，任何民族总想将文化创造权攘归己有，尤以保守性特强的我中国人为甚。他们总爱说：中国文化是我们中国人关起大门创造出来的，不受别的国家丝毫影响，以为这样才是光荣。所以我的话无论如何是不爱听的。他们不知道文化之物单独发展殆不可能。各民族间单纯的文化互相接触以后，彼此感染启发，激荡融会，而后始能逐渐进步形成一个较高级的文化。这样转辗相生，始能诞生今日光辉灿烂的文明世界。” 最后，以一句苏雪林书中的话作结：“关于屈赋里世界文化之发现与时代有关，时代未到，这个宝矿的蕴藏是无从显露的。”

《诗经》成书三百年后，地处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其作者中最享盛名 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西汉时期，人们将屈原及其后的宋玉等人的作品收集成书，这便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二部诗歌总集——（《楚辞》。《楚辞》与《诗经》一起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座丰碑。 本书以《楚辞补注》为底本，细致校勘，详尽注释，精心翻译，又据《文选》、《古文苑》补入了底本未收的一些宋玉的赋作，使其成为现今收入屈、宋作品最全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