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于连是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哲学家，巴黎第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对汉文化世界与欧洲关系的研究。于连一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其论著从开始受到冷遇到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与反响，大有填补福柯、巴特之后空白之趋势。本书即为于连与哲学家狄艾里•马尔塞斯的对话，于连认为对话形式是他总结自己、回答汉学界和哲学界对他的批评以及澄清误解的最佳方式。 本书阐述了于连为什么又是怎样选择“经由中国”这一迂回战略，来反思哲学的命运和西方从古希腊直到20世纪欧洲“衰败”的历史经验，认为只有在语言和历史谱系方面完全不同于欧洲的中国思想才能发现西方“理性”的固有成见与不足，并且“在当今最能引发思考和震撼哲学思想，为理论创新提供机会” 。书中还回顾了法国汉学学科史，并以汉学为工具，追溯了中国与欧洲第一次思想碰撞中产生的诸多误解。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阅读本书，在重新认识西方汉学和西方思想方面，特别在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方面，因了作者独特的视角和观点，会给人清新扑面的感觉。

在18世纪，中国无疑是风靡一时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圣西门等当时的法国哲学大师都从历史悠久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17-18世纪，中国的重农主义、文官科举制度、修史传统、伦理道德、完整的治国之术、多种文化派别的并存与争鸣，以及哲学思想界经常出现的大论战等，都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有必要了解这段时期的这种“中国热”，以及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冲撞及其影响。

前面，我已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把意义的效果归于预先设定的范畴（通过政治―诗歌―哲学等领域；或通过手段：隐喻、引言、形象等）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别处，我指出，认为在书卷末尾设索引有实用价值的看法只是幻想。但是，既然我选择的道路是曲折的，那事先设定航标我认为是有用的。此外，我们难道不能绘制中国的意义图表（就像17世纪时的那些女才子们笔下常出现的爱情国地图）吗？意义或感情的“微妙性”：二者随后将能够各自按自己的意愿从这些标界出发旅行。 第二章从策略上的种种差异出发讨论倾斜的问题：中国传统兵书推崇的奇攻与正规战中的方阵进攻是针锋相对的。随后，我又在经典著作中考察这个问题：在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委婉的批评，或根据编年史书（《春秋》）所述，在外交场合引言赋诗产生的威力。我在第五章中，分析了人们何以能够通过行为的些微迹象感知到一种道德判断，这一章还提供了解读暗示的典例。到了第六章，这些则导致对间接的文化价值（政治的）的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思考。因为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此（至少像人们从竞技与政治广场中的希腊式的正面相对出发所感知到的）：间接在中国的目的是妥协，由于检查造成的迂回变成为艺术的效果。 第七、八章又谈到了诗文评论，但却把评论引向更理论化的意义：我试图要弄明白为什么与希腊不同，中国没有设定一个作为表象的对象的世界；而沿顺出这样一种结果，为什么不是从表象性出发（象征性地活动）确立意义的前景（在希腊，神话的寓意化所发现的意义）。从迂回的种种形态出发，我要考虑它使人理解到什么（这两章是本书的中心，也是本书的绞合点）。第七章的开始是一条“隧道”，因为我必须在历史环链中澄清有关诗的间接的种种中国观念。而这在我看来是与希腊的一个根本不同所在：缺少另一种领域，或者说缺少另一个世界――精神的世界――形象会求助的世界。 从第九章起，我还是考察缺少另一种领域的问题，而这另一领域更准确地被设定为抽象化的和本质的领域。这一部分主要分析的是历来被视作精妙之语典范的《论语》。从《论语》出发，就引出了这样双重的对立：抑扬转调（孔夫子式的）与决断定义（苏格拉底式的）的对立，犹如整体与普遍的对立；同时还会提出这样的思想：既然孔子言论的迂回并不导向（“观念”领域的）他物，那这种迂回会在自身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它不断地――以一种指示的方式――阐明现实。因为，通过圣人的言论的多样变化，我不断地适应了事物的更新；我从侧面或从另一角度接近现实，常常对之进行调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种迂回同时也成为进入。 在读《论语》时，弟子觉悟的间接过程是相应于孔夫子的指示言论的，《孟子》的情况也是如此（第十一章）。《孟子》同样使人了解何为意在传播、而不是说服的言论，或可了解为什么圣人坚持要与哲学讨论保持距离。第十二章终于展开正面问题的讨论。关于难以形容的东西（绝对与无条件的“一”）的问题，似乎不再有两种解决方法：新道家思想家（注释老子的王弼）与新柏拉图主义者（他的同代人普洛提诺）相联系，中国和希腊互相对话。而我指出在中国由于缺少本体观点，否定的问题是如何被改造的（由此重新对“神秘主义”的普遍性进行质疑）。因为代表“道”的“绝对”特征的“大象”并不适合于类比的途径：除了自己的实在――个体的与具体的实在之外，大象不归结于其他任何实在，但是，它却向我们突出了一个既专一又有限的特征：个体与具体总趋向于把自己关闭在这个特征之中；“大象”并不通往某种实体，超过它之上，而是通过它使我们重归诸物的未被分化的基础，从而摆脱对它的任何误解偏见。 另一部古代道家的伟大著作（《庄子》）所达到的语言批评水平可能更准确地确定这种要求（第十三章）：圣人之“明见”看不见其他东西，但在其中各种视点互相平衡并且任何排斥都自行消失。我们在此找到了理想的整体（与部分相对）；这也像间接接近的功效――可能是无限多样化的。因为，在适应形势的摇摆中，“波动起伏”的言语从各个角度包围现实，经常贴合诸物的自发运动，并且让我们进入一个只不过是自然的“天”之中。 最后两章要指明，一种偏宠文章与其主题之间的“松懈”、“散漫”关系的文学艺术是如何在上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戏剧（西方室内剧）的例证又一次深化了中国传统与希腊传统的分歧，因为，中国评论家（金圣叹）并不对剧本用以表象的方式感兴趣，而是根据迂回而曲折的文人视角去读剧本。我主张用隐喻的距离的观念去确定中文文字的这种理想，并且在最后一章（有关杜甫的部分），为了说明，我举出诗与诗题之间的差距产生的不同效果：由于在二者之中引入了差距，使得诗的蕴意分散难以抓住，诗则变得意味深长。 读者可能在读过最后两章后才会开始被隐喻的种种魅力所吸引。然后，特别直接接触过中国哲学的读者将会受益于第九章到第十三章的哲学巡视，而对中国译码感兴趣的读者将会受益于贯穿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最初提出的问题的讨论。不管怎样，本书自始至终，航行方向不变：进行最远离逻各斯的航行，直至差异可能到达的地方去探险。

《东西流水终相逢》介绍：张西平，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欧洲汉学史的研究工作。张西平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转向中西哲学比较和西方汉学研究，最终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打下自己的一片天地——这本文集展示了他的学术理路。

《法国汉学史》是作者近年来学习法国汉学，以及跟国内外学者交流后的认知和体会的记录。全书除前言和附录外共有五章，即概述、法国汉学的草创、确立和发展、从传统走向现代（上）、（下）。每章大致包括三方面内容：概况，汉学家列传和该时期的主要汉学成就。

本书收录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总计274种，内容涵盖文史、天文、生物、交通等各方面的文献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利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