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庋榢偶识
《庋榢偶识》是王伯祥先生藏书题识的结集。伯祥先生一生喜聚书、读书,他先是在学校教书,后又在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编书,自己著书,一生与书打交道,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二八”战火将先生的全部藏书毁于一旦,本书所收集的题识都是“一•二八”之后从零开始积聚的,更见先生爱书之切与聚书之不易。这些题识有的是对书的评价,有的是漫记得书时的情状和心情,间有发明和考证。是一本既有学术价值又有阅读趣味的好书。 -
书林清话
本书包括《书林清话 》20卷、《书林余话》2卷,叶德辉撰。叶氏为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本书介绍了古籍版本的基本常识、历代版刻的主要特征,并列举了许多著名版刻的实例,资料丰赡,论述翔实,为从事古籍版本研究、收藏、鉴赏所必读的名作。末附李洣《书林清话校补 》、卢前《书林别话》。书中配有历代版刻插图150余幅,文图对照,便于理解。 -
通志二十略
通志略是郑樵所著通志一书中的精华部分。通志全书共二百卷,由纪、谱、略、世家、列传、载记等六种形式组成。略分二十篇,五十二卷,通称通志二十略,简称为通志略。郑樵于史书编撰力主博通之论,通志即其所撰之通史。其书除二十略之外,皆为隋以前各史书之粗略综合,惟二十略有其独到之处,在体例方面,与其前杜佑之通典及其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相近,世人遂有“三通”之称,在史书编撰中,与纪传、编年二体可鼎立而三。 通志总序是一篇极好的史学论文,起首即说:“百川异趣,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各种学问包括史学,必须会通,是郑樵的重要学术理论。因此对于用通史体著书的司马迁评价很高,对于用断代史体著书的班固便力加贬抑,用词或不免于偏激,如称:“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司马迁亦感有所不足:“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又称:“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採摭未备,笔削不遑。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这些评语,失之于偏,无待详论,但与会通博雅之主旨相衡,自有本末之分。 -
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
余嘉锡编著的《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是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目录学发微》是著一九三二至一九四八年间在北京各大学主讲目录学课程时的讲义,本书以“辨章学术”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目录学体系。对目录书的体制、目录学的源流、历代目录书的类例沿革阐述甚详,举出目录学的体制有四种类型:一为篇目,考一书之源流;二为叙录,考一人之源流;三为小序,考一家之源流;四为版本序跋,考一书之源流。此次出版,重排根据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63年本。《古书通例》(是一部从宏观角度研究古籍的专著,对于汉魏以前的古书,经过探微索隐,详加考证,分析归纳以阐明古书的通例。全书分四卷:一为案著录,二为明体例,三为论编次,四为辨附益,由此指出了研究阅读古籍的门径。本次出版,重排依据的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古书通例》。 -
四库全书总目 全两册
《四库全书总目(上下)(精)》介绍了:清朝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开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规模庞大的业书,名叫《四库全书》。在纂修期间,对採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一些没有采入的书籍,都会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彙成一书,就是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为了纂修《四库全书》,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尃门机构,称为“四库全书馆”。每当一部书籍校订完成,就由馆臣拟写一篇提要,放在书的前面。提要的内容,除了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会问,篇夫分合,流一外,还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以及辨言一交字增册篇帉分合”等等各书前面的提要在编入《总目》时,又经过较大的修改補充,最后由总纂官纪昀和陸锡熊综合、平衡,並在文字上加以润饰。纪昀在四库全书馆内最久,提要的整理加工,也以他的力量为多,因此,这部《总目》虽然以乾隆第六子永瑢领衔编撰,实际上却是纪昀总其成的。 《总目》全书共二百卷,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其中一些比较複杂的小类再细分子目。每一大类、小类的前面有小序,子目的后面有案语,扼要地说明这一类著作的源流以及所以分这一类目的理由。每一类的后面,还附有“存目”,“存目”中的书籍,是经纂修官们校阅,认为价值不高,或它们的思想内容有对于封建统治不利,因而不会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总目》卷首还分列乾隆的所谓“圣谕”,四库馆臣所上的“表文”,以及“职名”、“凡例”等,大致记载了《四库全书》和《总目》的纂修经过和编写体列。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七月,《总目》初稿完成。在以后大约七八年的时间内,《总目》的内容,随着《四库全书》的不断补充和抽换,也有过几次增改。据现在所知,《总目》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已经写定,并在这年由武英殿刻版(见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故宫所藏殿版书目》)。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浙江的地方官府又根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从此以后,这部《总目》就得到广泛的流传。 《总目》对书籍的评价,是从封建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它一方面标榜当时盛极一世的“汉学”,其中有些提要偏于琐屑字句的考证;一方面又宣扬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楚的孔孟之道,提要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尽同意程颐、朱熹的意见,但实质上还是恪守程、朱里学,而对某些不合封建正统思想的著作竭力攻击。另外,一部分提要在涉及国内少数民族的地方,对他们表示了蔑视的态度,涉及对我国一些友邻国家的记载,又流露出封建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这些都是书中的糟粕,應该加以批判。 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总目》的另一面。《总目》著录的书,据我们这次整理时的仔细统计,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这些书籍,基本上包舌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砽)。这一万余种的书籍,每一种有介绍其大致内容的提要,而且又有系统的分类编排,这就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各类著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另外,当时参加纂修《四库全书》和编写提要的人,像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鼎等,都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总目》中对于一些古籍的考订,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订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总目》的考證也仍有不少粃谬疏漏,可参考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證》等书)。因此,《总目》作为一部较有系统的、内容比较充实的书目工具书,它对我们今天还有查阅参考之用。我们现在把它影印出版,目的也就在此。 -
史籍举要
《大家小书•史籍举要》的目的,在于使高等学校历史系的学生和有志于史学的青年,在自己能初步阅读古代史籍的基础之上,了解中国历史方面有哪些是重要书籍,哪些应该精读,哪些应该参考,哪些仅备检阅;更进一步了解这些书籍是什么人做的,什么时候做的,站在什么立场说话的,什么时候印行的,它里面记载些什么重要史料,它是用什么方法记载的,这些记载和见解对不对,这些书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们对这些书应该怎样批判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