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偰(1907—1968) 字伯商。朱希祖长子。民国18年(1929)考取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获哲学博士学位。21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授课之余，对南京的名胜古迹进行研究，亲自摄影和测量。在此基础上，着手编写《金陵古迹图考》，并在1000余幅画片中，精选320幅，另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一图一考，文图并茂。接着又写成《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等专著。29年后，任财政部专卖事业局局长、关务署副署长等职。抗战胜利后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去越南接受日本投降。解放后，历任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图书馆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南京历史学会理事。这期间著有《南京的名胜古迹》、《中国人民开发台湾反对侵略斗争史略》、《郑和》、《玄奘西游记》等。1957年，因批评拆毁南京城墙一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遭迫害，1968年7月含冤辞世。1978年12月平反昭雪。著作详见本志《著作目录》篇。 　　作者父亲的话是对的，事实终于证明了那段历史的错误。人们又重新记起了他，报刊上也不时有回忆或纪念他的文章。感谢那些一直在关心父亲著作出版情况的前辈和同辈，正是他们的关心和呼吁，父亲的书得以陆续再版或重新出版。此次重版，取名《昔日京》，汇集父亲有关北京宫阙的三种论著。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老北京天桥的文化生态，作者对这一“杂吧地”独特的民俗与文化进行了十多年的走访调查，积累了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参考前人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研究。作者访问的对象不局限于曾亲身在天桥撂摊卖艺的老人，还包括当年的观众、老天桥艺人的后人或传人，以及一些有心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这些资料经过作者整理，不仅有研究价值，而且通俗易读，活现其时的“杂吧地”风貌。在开篇的“绪论”中，作者简单回顾了“北京”和“天桥”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以及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对天桥的阐释及其理念与方法，然后提出了自己研究天桥的独特思路——“眼睛向上看”、“平视”。“上编 养穷人：口述的天桥”是十四个人的口述内容， “下编 杂吧地：学术写作中的天桥”是本书的核心，作者详细地描述了其访谈调查的心路历程，接着就提出了其精彩的理论——将天桥象征性地比拟为北京的“下体”，从而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城市生理学”的概念。作者阐释了这块穷途没落的“下体”所在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文化特质，并分析了天桥人群的来源与构成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认同。进一步，作者通过对相声这一产生于天桥的曲艺形式的追索，建立了旗人——八角鼓——天桥撂地相声的联系，推导出老天桥及其滋生的草根艺术被“污名化”的过程，以及一种由旗人开创的闲适文化灭亡的事实。

《我眼中的北京》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完整地记录了北京这座中国的文化名城留给他的最深刻的印象。《我眼中的北京》主要描写了北京当年的城市景象、文化生活、手工艺，其中有大量精美的图片、照片和绘画。眼中的真实的北京，笔下的真实的历史。

相对于王爷坟这座冥府而言，墓主生前所居住的王府因其丰富的内涵更具研究价值。这些王府除了极少数有幸成为国家或地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大多历尽沧桑已经衰败；而今，许多散落在北京胡同中的为人们所不知的王府也正迅速随着旧城的改造而消失，它们很快就会像众多王爷坟一样，湮没在社会转型与经济腾飞的喧嚣之中。抢救这些历史遗存和有关它们的口述实录，不能不使冯其利更加平添一种紧迫感。“追访千余皇胄宗亲，廿载艰辛迭经风雨，寻觅百二王公府邸，万言文章话尽沧桑。”正是对冯其利和《寻访京城清王府》的精确评价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北京是人文荟萃之地，但在对文化名人故居的发掘和保护上，现实状况却不容乐观。龚自珍、沈家本、梁启超、周氏兄弟、辜鸿鸣、齐白石……这些影响了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文化巨子、风流名士，生前名满天下，其故地却大多隐匿或湮没于寻常市井之中。本书是“北京地理”文化丛书之一，记者通过冷静客观的记录，还原地理与人的真实关系，于支离破碎中续写文化记忆。 　　“北京地理”的第一辑包括《名家宅院》、《民间绝艺》、《王谢门庭》三本，从民间，到名人，到王侯，这三个系列各有千秋，正可形成对北京不同历史文化层次的表述，在当今北京城市巨变，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之时，作这样的探索是必要的。中华文明数千年演进不曾中断，是举世罕见的奇观，历史文化在今天仍在以表面的或潜在的方式对我们的生活发生影响，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