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词，南宋著名词人姜夔著。本书以夏承焘校定本为底本，并参稽明清以来各种版本及相关文献，仔细比堪，认真考证，对白石词作深入的整理，分校记、笺注、辑评和评析四部分。书后还附录了《版本考》及各本序跋等。校勘严谨，资料详备，为研究白石词提供了极大便利。

晏殊、晏幾道父子为北宋词坛名家，他们创作的《珠玉词》和《小山词》深情婉美，是宋词婉约派之开创者和代表作家，对后世影响深远。历代对二晏词多有收辑，从明代毛晋、吴讷直至近代朱彊邨、林大椿均有辑刻，唐圭璋先生《全宋词》亦收录二晏词，但校勘仍未尽完善。近代以来，二晏词或有选注本，对全集作笺释则极为少见。本书对二晏词的全部作品作了全面整理，除运用多种校本校勘外，对词中涉及的人物、年代、事件、名物、典章、故实等作了笺释考辨，还特意对词意作了讲疏，便于读者准确理解。书后收录前人对二晏词的评论，并撰有二晏简谱，对大晏、小晏的生平和创作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自序 珠玉词笺注 前言 谒金门 破阵子 浣溪沙 …… 附录一 存目词 附录二 晏几道诗及黄庭坚晁端礼 附录三 小山词序跋 附录四 小山词总评 附录五 晏几道部分事迹及作品编年

《全宋词(套装全5册)(繁体竖排版)》讲述了：旧版《全宋词》在一九三一年着手编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务印书馆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战时期在长沙出版。这部书的印数无多，流传不广，而且存在着很多缺点。最严重的，就是由于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许多书不知道或者无法见到，在体例上则参照了《全唐诗》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释道”“女流”。一九四○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研究工作者说来，《全宋词》仍然为他们所需要。如果用旧版重印，显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的关怀和鼓励下，得以对旧版《全宋词》进行重编；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並使之和读者见面。重编订补后，不论在材料上或体例上，较旧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较好的底本代替了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作一千四百余首（不计残篇）；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和作品；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调整原来的编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录。现在谨就编订情況说明如下： 宋人词集的编纂，从宋代本朝就开始了。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忍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入文集。如欧阳修的《平山集》、晏殊的《珠玉集》、苏轼的《东坡词》、贺铸的《东山词》，都是集外单行的。到了南宋，这种情況有所改变，词作一般收入文集。如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有词四卷，陸游《渭南文集》有词二卷，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有词五卷，等等。南宋人编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採用同样的辦法，乾道刻《类编黄先生大全文集》有乐章一卷，庆元时编刻欧阳修全集有词三卷，都是明显的例子。另外还有一种情況，即已收入文集的词，又另有单刊本，而且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欧阳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张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这是宋人编刻词别集的情況。当时流行的词别集很多，据《直齐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所载，陈振孙见到的，包括所谓《百家词》在内，就有一百零三种，另有注本三种。年经代远，这些词集很大部分已经亡佚；就是幸而流传到今天，其名称与卷数也常有出入，未必是陈振孙所见之旧了。 除单行的词集以外，还有彙刻的词集。宋有长沙书坊的《百家词》（今佚）、闽刻《琴趣外编》（今存五种）、《典雅词》（今存十九种）、《六十家词》（今佚）。明吴讷有《唐宋名贤百家词》，当时未刻，今存传抄本和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内宋词亡佚十家，尚存七十家。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家，为宋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其书流传最广。清中叶以前，有侯文燦《十名家词集》，中叶有秦恩复《词学丛书》。至于间有刊入丛书如《知不足齐丛书》、《别下齐丛书》内的，则为数不多，影响不大。晚清以来，词学在士大夫中一度得到提倡，彙刻词集因之而蔚为风气。王鹏运的《四印齐所刻词》、《宋元三十一家词》昉于其前；继之而起的是江标的《宋元名家词》，吴重熹的《山左人词》；最后有朱孝臧的《彊村丛书》，吴昌绶、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陶湘的《景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这些彙刻词籍，大多依傍前人，像《宋名家词》几全据单本词集 《彊村丛书》则有半数从文集中裁篇别出；，只有少数词集如《四印齐所刻词》本李清照《濑玉词》、《彊村丛书》本赵崇嶓《白云小稿》等，才是从各种载籍中收集遗佚而加以新编的。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有其资料价值：有的保存了底本今天已经亡佚的若干词集，如《宋名家词》；，有的影刊了今天已不易见到的旧本，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有的则编者本人就对词学比较有研究，如《四印齐所刻词》、《彊村丛书》，校讐增补，功不可没。 编纂《全宋词》，以上两类词集是我们最主要的依据。 宋人选词选，从宋词别集在当时流行的情况来估计，为数一定是不少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唐宋以来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八种。可以考知名称而已经不传的，还有五六种。其中《羣公诗余》一种，曾由清初的钱曾、季振宜收藏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元人的选本，现在所知道的只凤林书院辑《草堂诗余》一种。这些宋元人的选本，往往有不见于专集的词作，特别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赖是以传。至于明清人的词选，像《词林万选》、《彙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花草粹编》、《续草堂诗余》、《词综》、《历代诗余》、《词综補遗》等等，有的出自学人，有的成于坊肆，精粗不一。然而除了《花草粹编》等个别選本以外，就他们所见的材料而言，已经很难为宋人编订的别集、选集增补过多的作品了。 这些选本，也是我们编纂工作中的重要依据之一。 综合地利用上述资料编纂《全宋词》，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有的书由于刊刻不精，有的书限于编辑者的水平，经常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错误；即使是编辑得比较认真的书，如果和其他材料综合比照来看，也时会显出它们零乱和芜杂的缺点。因而，选择底本和考订作品的真伪是我们利用这些词籍时付出劳动最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选择上，尊重旧本而不迷信旧本，择善而从。例如北京图书馆藏陸贻典、毛展手校的《宋名家词》，陸、毛二人所据校的本子都是旧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而从校勘记的实际情況来考察，他们所据校的本子確乎胜过现存的本子，因此这一部分的底本我们基本上选择了陸、毛的校本。然而他们所据的旧本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卢祖皋的《蒲江词》，汲古阁本只二十余首，陸、毛的校本也没有增补，但《彊村丛书》本所据的是明抄本《蒲江词稿》，纵然其中杂有个别伪词，但在数量上比汲古阁本多出七十余首。对这种情況，我们当然选用了《彊村丛书》本。又例如黄庭坚的词集，现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编》，但《彊村丛书本》的《山谷琴趣外编》是经朱孝臧校过的，我们把两本比勘以后，也選用了《彊村丛书》本。 关于作品的考订，情況要更複杂一点。宋词作品互见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家的集中，为数甚多。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本《珠玉词》、《六一词》、《寿域词》、《惜香乐府》，就颇多这一类的例子。词选中如《类编草堂诗余》误题作者姓名的约有八十余首，《词林万选》约有二十余首，《续草堂诗余》约有三十余首。后人失考，陈陈相因，也有误补于各家词集的。辨伪存真，宋朝的罗泌已经做了一些，他校勘欧阳修《近体乐府》，在校记中作了说明而不下结论。毛晋刻词，也间有考证，然而缺乏冷静和严肃的态度，隨意判断，误删误补，不免流于武断。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错误，澄清前人的混淆。如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一首，杨慎以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晋承谬踵误，以之补入《断肠词》，不久以前还有人发表文章力辨杨慎之说不误。其实此词既见于宋元本的欧集，宋人又别无異说，隨便推翻这个结论是很不妥当的。又如《蒲江词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见于曾慥《乐府雅词》。曾慥的时代比卢祖皋早得多，这首词决不是卢祖皋所作。《彊村丛书》本朱翌《灊山诗余》，仅存词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张元幹所作。凡此种种，我们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了比较认真的考察。 宋词的辑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经是清末的事了。前面提到的《潄玉词》和《白云小稿》，就是王鹏运和吴昌绶的成绩。之后，刘毓盘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开始了大规模的辑佚，内收宋词四十四种六十四家，可惜出处不明、真伪不辨、校勘不精，颇为学者诟病。到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利用的材料更为广泛，收宋词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为裒辑遗佚而成。此外也还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尽管各家的工作还都有不足之处，然而没有这些成果，《全宋词》的编辑工作就会困难得多。 本套书包括《全宋词一》、《全宋词二》、《全宋词三》，《全宋词四》和《全宋词五》。

《白香词谱》是一部简易的词学入门书，选词一百首，使用词牌一百则。书中以注释、评析、说明形式，分别对一百首词的正文、内容及词调格律等相关内容进行了简要的解说考订。

召唤重生 ——《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代序 秦鸿 “作为高等院校恢复诗词写作课程后的第一部专业教程，徐晋如《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一著于诗理诗法抉发精微之外，尤重独立高贵人格之树立，对二十一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国学复兴运动的推动功不可没。” “尽管当时的有识之士作出了挽救的努力，一些高校的中文系甚至还开设了选修课程（现存唯一的教材：国家图书馆，ISBN978-7-5633-6688-0，徐晋如），随著汉语的进一步演变以及与其他语种的交融，到了二十一世纪末，掌握这门技艺的人数已经寥若残星，诗词终于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独立思想家的徐晋如，其思想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二期。如果说《人苏世——北大第一保守派思想文录》代表了第一期，那么《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则可被视为前后二期的分水岭。” 数个世纪之后的学者们或许会对这本《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作出如上这番“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前提是这本小书的发行量大到足以产生一定影响。而这目前正在令晋如头疼：高校往往只使用本校出版的教材，一些教师只能悄然收起对该书的渴慕，自己埋头另编一本。 但对于那些高校课堂外的爱好者来说，该书的正式出版毕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福音：虽然它没有挤进书店的书架，却可以在当当网等不止一处通过邮购获得。回想四分之一世纪前我尝试著学写诗词的时候，所能找到的入门书只有这么几本：王力《诗词格律》，刘坡公《学诗百法》、《学词百法》，《白香词谱笺》——它们给予初学者的一切，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 如果仅仅是解决诗词技术入门的问题，过去时代的任何一位塾师都可以轻松胜任。晋如的这些文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完成的，完成它却使得我重新寻找到希望。”一本诗词写作教程的写作可以让作者自己脱胎换骨藉以悟道，其内在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当它摊在我的案头时，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文字深处充盈著的血性，而这种血性，冷静的思想家们是无从流露的。如果从我以往的阅读中寻找似曾相识的经验，晚年熊十力的文字焕发著同样迷人的色彩，尽管这可能危及思想的客观性、导致一定程度不宽容。 整本教程即使在讲述格律和写作技巧的章节都贯穿了这股血性，而该书第一编总论的三章更是它最为集中的体现。在驳斥了一贯占据主流地位的“采诗说”、事实上否定了诗歌源自民间之后，晋如揭橥了《诗经》这一传统诗歌源头的贵族身份，从而为真诗人抒发真性情树立了一个标杆。诗人杨启宇对此的概括是“明确揭示忧患意识、悲悯情怀乃诗人之灵魂，中华诗词是以士大夫为传承体之精英文化”——诗歌合由诗人作，舍诗人无以言诗。这本该成为常识的，却长期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所以普通读者视线所及，当代诗词呈现给他们的主要面目，是声嘶力竭的现代应制，以及奄奄一息的仿古赝品。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采诗说称为合法理论的深层基础其实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论断，它竭力贬低的高贵却是偷换了概念的。晋如在教程中所标举的高贵，我以为最准确的定义当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上述论断则通过持续不断的强制灌输，扭曲了几乎整个大陆汉语人群的思维。循著高贵等于统治阶级、传统即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这一思路，一切可能体现传统的文化产物都荡然无存，除了统治手段本身。当我们得悉人民大学国学院新风雅诗社成立，《文心雕龙》学会会长、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把“能认写繁体字，具备古典诗词写作能力”作为对诗社社员的期望之一提出时，我们在承认其务实之际，也对文化传统断裂得如此彻底感到深切的悲哀。 而诗词是怎样从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地位淡出的，这个问题至今似乎还没有充分的研究，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上个世纪之初，当举国被“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时报》1905年9月7日）的呐喊震撼时，救亡是如此迫切，以至于似乎一切传统都成为它的障碍。由此导致的科举废止，并不需要对诗词的当代命运负责——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无异于要求汉语的演化过程本身负责，而我们恰恰知道，诗词的语言从来就没有和通行的语言等同过，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用语。诗词的语言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一如晋如在教程中所述。诗词的当代命运受制于强有力的外部力量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也会将诗词作为自己的创作手段或者创作手段之一，就足以说明诗词并没有因新文化运动而受到有效的扼制。诗词作品一家独大才是造成诗词目前状态的真正罪魁。即使思想解放到今天，割裂的传统仍然没有能够接续——接续的愿望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假设传统还没有被从根部砍斫断，假设土壤还没有被盐碱化，换句话说，假设民族精神还没有遭到摧毁。实际的需要是从土壤开始重建，同时摧毁压在这块土壤上的庞大而沉重的丑陋建筑。晋如寄予这本教程的，正是布道般的重生的召唤。这是迄今为止所有诗词写作入门书当中唯一的一本。如果说还有什么缺憾的话，那就是它指引的是已经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我们还缺少一本面向更为年轻的读者群的教程，而这个群落的人数正在急剧扩充。 让诗词回归为人格完善的手段，这是我所理解的晋如。从讲台出发，晋如开始身体力行他所倡导的现代诗教。 （作者秦鸿，字子云，号军持、雪泥斋主。当代最杰出的词人。有《雪泥词》。上文系给本书第一版《大学诗词写作教程》所作的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