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空泛、玄虚。 本书按主题分成五编：一、认同，二、神明信仰，三、宗教仪式，四、历史记忆，五、感知、空间及其他。这些主题远远没有囊括社会文化史触及的所有课题，但应该说眼下比较重要的论题，大体已经涵盖在这些主题之下。 在选编论文过程中，编者考虑到论文触及的区域和时段，注意体现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史领域触及的区域、时段的广度。不过，不难看出，就区域而言，本书所收论文，对南中国的讨论多于对华北的讨论；就时段而言，对明清的讨论多于对其他时段的讨论，这种不平衡并非出自编者的研究偏好，也不意味着这些区域和时段才是社会文化史分析的有效研究范围，而是大体反映了目前研究界的现状。

施尼兹勒，著名的奥地利小说家和剧作家，伍迪艾伦之前格林威治村“愤青”们的榜样，纳粹焚书的第一批受难者；他的日记，被史学家盖伊当做叙事的线索，为我们讲述了中产阶级形成的百年史。 从盖伊的讲述中，我们知道，中产阶级从来不是一个统一和自为的阶级，他们分散在各个阶层里，他们之间发生着无数日常的和委琐的利益冲突，他们通常具有政治上的软弱性。所以，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的政治胜利，按照社会学家赫希曼的看法，恰好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是微不足道的群体，从来不构成对统治者的威胁，从来只打算通过金钱而不打算通过权力和名声获取满足感。

越剧在二十世纪的上海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从男班到女班的脱胎换骨。来自嵊县的乡下姑娘在改造越剧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和命运。她们所演绎的梁祝、红楼、西厢等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凝聚着女性的生命体验、诗性想象与政治诉求，是一个时代的经典，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人之私人情感世界 ，形塑了人们的婚姻、性别和爱情观。追踪这一段轰轰烈烈却未见于经传的历史，作者试图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之语境中探寻和思考越剧之意义。 本书以越剧在上海的发展为案例，研究上海都市文化在近现代的形成过程以及特点。越剧在三四十年代的迅速兴起，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更是一个社会现象，象征着女性在都市公众领域的崛起。以越剧为透镜来观察中国传统性别结构及以此为基础的权力结构在近现代上海都市社会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历史演变。

在这本别开生面的书中，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一伯克考察了所谓“新史学”的特性。帕拉蕾丝一伯克在与九位引领了这场运动的学者的对话中，探讨了历史写作的新路径。在一系列的访谈中，阿萨·布里格斯、彼得-伯克、罗伯特·达恩顿、卡洛·金兹堡、杰克·古迪、丹尼尔·罗什、昆廷·斯金纳、基思·托马斯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就他们的主要著作以及他们与别的重要史学家和理论家之间的关系，回答了相关的问题。 帕拉蕾丝一伯克促使每一位历史学家来说明他们的方法的合理性，反思自己的思想轨迹，她将历史学家们原本可能会深藏不露的经历和思想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些访谈探究了历史学家们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背景，为当代史学实践的可能性、问题和关注点提供了新的洞见。其结果就是这样一部生动而予人启迪的著作，它对于学生和研究者而言都会具有吸引力。 在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名声显赫的学者和一位敏锐的巴西提问者之间的这一系列对话。对于文化史这一激动人心的领域而言，是再好不过的入门书了。这位提问者具有一种杰出的能力，从她的对话人那儿套取极有意义的东西，让我们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以及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人权是如何被发明的，它们纷繁喧嚣的历史如何影响了人们的感知，我们又是如何将它们保留至今天呢？林•亨特教授写作了这部非凡的文化和心智的历史《人权的发明》，证明了人权是如何在持续的争议之中延续至今的。作者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新文化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在书中，作者颇富技巧地将人权置于一系列更广泛的文化变化的历程中来讲述，将人权与社会史联系在一起，提供了明晰和独到的简介。正如评论所说，该书可列入人权史的第一部必读之作，不可或缺。

弗兰克·安东·麦斯迈尔（Frank Anton Mesmer，1734—1815）与以其命名的催眠术（mesmerism）或“动物磁性论”（animal magnetism）是启蒙运动科学史研究中饶有趣味的一个领域，但20世纪60年代之前这个主题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在科学史领域，学者普遍对它缺乏兴趣，而且评价不高。丹皮尔认为，麦斯迈尔及其继承者的研究是“电在生理学中的作用的研究庸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