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政治制度曾经对东亚文明产生过根本性的影响，同时，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看，西周研究，对全球范围特别是有关早期国家的形态和发展的研究，有直接意义。作者以现今发现的西周铭文为主要依据，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研究西周官僚政府的组织原则和运作机制。以西周铭文为主要研究依据，可以相对减少后世史料价值观的困扰。在大量研究铭文的基础上，作者认为，过去的几个政治学、人类学模式：“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封建国家”、“分立国家”、“邑制国家”等，都不能直接应用于西周国家；西周国家更接近于“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

“中国”的称谓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国”？ 在古老而神秘的青铜器何尊上，最早出现了“中国”二字。这一重器于上世纪60年代出土于陕西宝鸡，长达122字的铭文讲述了周武王在灭商之后计划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其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意思是想要建都于天下的中心，在这里统治人民。然而这已经是西周的事情了，其实早在西周王朝建立之前很久远的时间——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地区，最早的中国已经开始展开她广袤而悠长的画卷了。 “何以中国”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的追问，本书为读者展开了一个时间长线，打开了一个扇面，向大家一一讲述始于公元前2000年，中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通过陶寺的兴衰、嵩山地区文化的星罗棋布、新砦遗址的崛起等，最后辐辏到二里头遗址——中国最早广域王权国家的横空出世上来，进而解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诞生。

本书为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的“殷周春秋战国”一卷。 《中国的历史》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含概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 全书正文共十章，另有前言和附录两个部分。前言，重点讲了本书新视角：“文化地域所拥有的历史特性”。正文十章：第一章讲“本书所涉及的时代”，强调了史料的价值问题及用法。第二至五章，是关于夏商周（西周）三代的历史。其中，第三、四章写法比较特别，作者的意图是利用各国成书于战国的史籍（作者所考定的），考察各国在战国时代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带着主观性，追溯其在夏、商、周（指西周）三代的历史渊源的内容。第六章讲“春秋的史实”。第七至九章，讲战国的历史文化。第十章，是对全书的总结。作者注意引导读者分辨史籍中的“事实”，重视新资料的运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平势先生本人及其他日本学者的一些历史观点。

本书为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的“神话时代、夏王朝”一卷。 《中国的历史》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涵盖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 本卷作者从一二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东亚最早的人类、不同的石器工业传统谈起，娓娓道来。由自然环境到文化分区与谱系，再到大的时段划分，则颇有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大将风度。这些叙述是解读远古中国必不可少的轮廓性勾画。日后一幕幕感天动地的悲喜剧，都是在这个大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下上演的，它们奠定了后世中国发展的基础。 作者的许多总括性认识如他山之石，发人深省：“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以中华文明为主干的中国史观不过是着眼于一方的区域历史”，“中国的历史并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历史”。“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种种表述，都颇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