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引起中国社会大变局和改变东亚政治版图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有众多的历史人物登台亮相，对他们的历史定位至今聚讼纷纭。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与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在和战问题上反复较量，其真相如何？李鸿章是“卖国贼”还是“功不可没”？丁汝昌是“已降复死”还是拒降自裁？刘步蟾在黄海之战中是怕死改阵还是奋勇督战？方伯谦军前正法是罪有应得还是实属冤案？丘逢甲是“未战先走”还是兵败内渡？…… 这次战争也留下了许多历史之谜，长期以来难以破解。北洋舰队丰岛遭袭，其“师期”是如何泄露的？日舰击沉高升号后，英国舆论哗然，日本外交当局是采取何等手段予以平息的？日军攻占旅顺后，大开杀戒4天，共杀害了2000人还是20000人？日本当局否认旅顺大屠杀造成了什么后果？李鸿章赴日议和，其密电码是怎样被日方破译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共赔付日本库平银2亿3150万两，为何实际多赔了2800万两？战争爆发后，清军节节败退，难道完全没有取胜的可能吗？…… 随着这些疑团的逐步揭开，战争从爆发走向终结的历程更加明晰：中国打败，然败中有胜，唤起了国人的觉醒；日本战胜，野心急遽膨胀，成为东亚的战争策源地，为它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因。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要 从体例上讲，本书不采取一般甲午战争史面面俱到的写法，在内容安排上虽必要地兼顾到面，却要尽量多着墨于其中的要事和要义。 信 本书虽然篇幅不大，却是一部信史。书中的每一件事乃至每一个细节，人物的每一句话乃至每一场对白，都是信而有征，言必有据。 精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甲午战争史已成为一门显学，迄今先后出版的中外著作有数百上千部。然其内容大都偏重于过程的叙述，这显然是不够的。本书不回避热点、甚至敏感问题，要把自己认为最精彩的内容、包括个人半个世纪的研究心得呈献给读者。 新 本书特别重视一个“新”字，希望读后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所以书中大量采用新发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以反映当今中外学术界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最新水平。此外，还把笔者研究过程中的某些经历穿插于书中，以与读者分享，这也是一项新的尝试。

本书叙述了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的历史。作者认为，晚清呈现出倔强的气质。整个社会在西方文明袭来的时候，表现出保守、顽固的态度，这是晚清“倔强”的主要表现形式。咸丰帝不允许外国公使驻京，为此不惜和英法两国开战；倭仁、李鸿藻、叶名琛等士大夫，他们排斥西洋器物，反对社会变革，顽固得几乎不可理喻；广大民众对西方事务始终持排斥的态度，“反入城”事件、“教案”、义和团运动不断爆发。 晚清“倔强”的另外一种形式，表现为士人们把儒家学说视为信仰，对中华传统文化守望、坚持，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晚清的士大夫中间，“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担当意识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不但在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的身上，甚至在李鸿藻、吴可读、翁同龢等所谓的“顽固派”的身上，这种担当意识同样鲜明地存在着。

在《甲午战争史》中作者戚其章以数十年扎实研究为基础，以极为严谨的态度，广采中日及英文资料、档案及已有的研究成果。《甲午战争史》对战争的背景、过程和影响进行了全面展示，其中揭示的诸多细节和重要结论都成为该领域广为接受的公论，是甲午战争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这是甲午战争的历史切片解剖报告，这是引发大东亚格局、秩序巨变的的中日英“三国演义”。 高升号事件，一座国际军事史、政治史、司法史的里程碑，一个至今广为传诵的经典案例。 作者广泛搜集了三国官方文件，首次全景扫描了导致大东亚“沉没”的高升号事件：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突袭并击沉中国租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船上千名清军及外籍船员罹难，引爆甲午战争。 大清王朝且怒且喜，希望联合英国对抗日本；日本政府大惊失色，担心军方盲动搅乱战略全局；大英帝国群情汹汹，远东舰队要求对日报复…… 大清出色而无力的弱国外交，日本阴险狡诈的危机公关，英国在利益与争议之间的艰难抉择。 而以高升号事件为开端的甲午战争，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对外战争。日本在军事和国际政治上的完胜，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中国逐渐被边缘化，英、日结成同盟，东方的中心从北京转移至东京……国际军事史学界普遍认为，高升号事件及其结局，成为推动日本军事冒险的原始雪球。

独家图片首度公布，解读改变亚洲格局的甲午战争 一群试图挽回帝国末路的风云人物， 一场颠覆清王朝命运、重新制定亚洲格局的海战， 一声国运的丧钟，一响变革的号角，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展开。 百幅模拟海战图、日本绘制战争彩图首度公开； 开棺再论甲午前后五十年功过是非。 重读历史，追溯百年往事，最悲壮莫过于已经知晓他们日近西斜的命运。 1894，甲午年。 更多的人熟悉这个年份是因为一支庞大海军的覆灭。1894年的中国如一艘出海的巨轮，刚刚醒来就迎面撞上了冰山。这是致命的一击，比1840年来自西方白人的枪炮声更为沉重。这一战击碎的不仅是清王朝无法修补的体制，更撼动了封建统治下的人心。“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在1840年已不绝于耳，现在人们终于明白这个变局是什么——那是古老、僵化的帝国体系的结束，是新的文明以极其野蛮的方式侵入。 我们试图重新回到甲午年的现场，在日本人的照片、西洋人的明信片、中国人的旧图册中梳理和打捞那些残存的证物，追求并尽量接近真实的历史。 没有什么比重读历史更让人感慨，大戏开场，后来者已经窥见结局，却偏要捏着汗、流着泪、看那些正在舞台中央的人与无法逆转的命运相抗争。 我们正如此站在历史身后，解读这甲午前后五十年。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对于这场战争的反思随着更多的史料挖掘而日益深刻和全面。在甲午战争史料挖掘中，本书的两位作者选取的角度是：西方媒体对于甲午战争的关注和报道。 在报刊的收集过程中，有一个现象也引起了两位作者的注意和思考。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这些西方报道，却看不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同情。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日本还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媒体战。 日本在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 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这是当时世界最典型的看法。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当时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而这些实际上是媒体包装出来的。 本书收集了1850-1895年，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十几种报刊近300个版面，在这些报刊中有日报，也有周刊，图文报道之外还有大量的述评，使得报道角度非常丰富。 此外，由于120年前，摄影术刚刚发明，印刷手段也是木板铜版多种印制手段并行，也还没有统一的通讯社报道模式，更个媒体采用的报道模式是编辑记者文字描述外许多报刊配备了现场素描编辑，通过现场素描再现场景，前线的文稿和画稿通过商船来传递。 这就使得本书的图片资料除相片外，还有大量的现场素描。这也是本书特色之一。 今天，在回头看120年前西方媒体对于东亚局势的观察，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的思考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