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是弗洛姆的心理学经典作品之一，从善恶、暴力、生死、自恋、自由等六个角度，对于人心和人性提出了独特的分析和观点。

弗洛姆认为人有行善和作恶两种潜能，每个人都在自己选定的方向上发展。他按病理程度依次论述了游戏性暴力、反应性暴力、报复性暴力、补偿性暴力、原始的“喋血渴望”，指出不同的暴力形式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各自的无意识动机因素的不同。恋尸、自恋和对母亲的共生固着在弗洛姆看来是恶的本质，它们构成了严重精神病患的核心。

弗洛姆善于将当代心理学研究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相结合，对于现代社会和人的行为心理做出深刻的批判。

弗洛姆《人心》语录：

人类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穷凶极恶的人，也不是施虐狂，而是寻常人掌握着非同寻常的权力。

善是一切服务于生命的事物，恶是一切服务于死亡的事物。善是对生命的敬畏，是一切助力于生命、成长和延展的事物。恶是一切扼杀生命、缩减生命、使其支离破碎的事物。

成年男女之间的爱往往也具有自恋性质。爱上一个女人的男人，一旦她成了“他的”，他可能会把他的自恋转移到她身上。因为他带给她那些特性，他便对她心生欣赏和崇拜。仅仅因为她是他的一部分，她便成了一位具有卓越品性的女人。

恶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它是个体想要回归到前人类状态的企图，消除这一企图需要专属于人类的特质：理性、爱和自由。

在他人的痛苦不幸或亲切目光、鸟儿的婉转欢鸣或小草的青葱碧绿面前，倘若我们丧失了为之触动感怀的能力，那么没有任何认识能帮助我们。倘若人变得对生命无动于衷，那么任何他可能选择善的希望都将不复存在。

《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是第一本关于中国移民在日本的历史的英文专著。 它关注的是日本港口城市横滨的人口从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到1972年及以后中日关系正常化期间的转变。 韩清安讲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故事，即在战争与和平时期，中国移民如何在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中找到一个持久的位置。 这一研究对中日身份认同的建构和中国移民定居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它利用当地报纸、中日两国政府的记录、回忆录，以及直接从横滨居民口中采集的信息，在中日关系的背景下，讲述了一个常见的中华民族建设的故事。 但它以现有作品为基础，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非精英阶层的横滨华人，这些人庇护了革命活动人士，并成为他们宣传的民族主义的听众。 作者还强调了这些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和地方身份之间的矛盾，他们自称为横滨人(hamakko)，但没有声称自己是日本人，也没有否认自己是中国人。 他们在横滨丰富多样的国际化历史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可以让我们洞察未来更具包容性的日本文化。

★ 比肩《忧郁的热带》，击败时间的民族志书写

★ 作者师从法国国宝级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 美国当代小说大师保罗·奥斯特翻译本书英文版并作序推荐

我相信，你简直无法不爱上这本书。

作者写作时的慎重与耐心，观察之犀利，其中的幽默，思维之严谨与书中的悲悯——这些 品质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这部重要又令人难忘的著作。这是一个人经历的真实故事，提出的都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一个人类学家是如何得知信息的，两种文化之间会进行什么样的交易，人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保守秘密？

在为我们刻画这个未知的文明时，克拉斯特的写作带着优秀小说家的狡黠。他对细节的关注一丝不苟、无比精确；而他那种将自己的思想融汇为胆大又自洽的论点的能力往往令人称奇。他是那种极为少见的、毫不犹豫就采取第一人称写作的学者，而最终的成果不仅仅是一幅他所研究的民族的肖像，也是一幅他本人的自画像。

—— 保罗·奥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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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美丛林中最后的食人部落一同生活，见证出生、成年、婚配、死亡、节日、祭祀……

浸入瓜亚基人的生活与头脑，真挚发问：

人类能不能放弃追求一切，告别惶惶不可终日，

拒绝屈服权力，也拒绝过度生产，更从容、自由、坚定地生活，摆脱外部世界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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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亚基人，一群生活在巴拉圭密林中的印第安人。他们以打猎、采集为生，有自己的语言、风俗与社会制度。16世纪起，西方殖民者和当地居民一道，不断占领、吞食他们生活的领地，他们躲避、抗争、流亡、被“安置”……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这个部落的人口已不足三十。

1963年，本书作者、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在瓜亚基人被安置于定居点后进入了这个部落，与他们一同生活，对他们在生育、死亡、饮食、求偶、部落管理、性向认同、劳动分工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书写。

在书中，克拉斯特直面瓜亚基人的残忍、习俗之状况，以及他们缓慢的衰亡。这是一种充满人情味的民族志书写，情感充溢全篇：克拉斯特于瓜亚基人一同经历了生育、成年、死亡与逃亡；它也是一种客观的民族志，摈弃了一切道德偏见：面对瓜亚基人的吃人风俗，卡拉斯特并没有止步于猎奇与惊叹，而给予他们最大程度的理解。

法国著名哲学家吉尔·德勒兹面对这部作品，感叹道：“这本奇妙的著作标志了一种新型民族学的开端：它富于感性、积极于行动，又充满政治性；它是‘种族大屠杀’一词彻底的对立面。”

1920年代，革命、战争和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混乱。与这场巨变相关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城市中。被铁路、电报、共有的城市心态捆绑在一起的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形成了一个竞技场，市民们对当时的一些大问题争论不休——寻求社会和谐与国内和平、保卫人民和国家主权、追寻一个独特的现代中国社会。人们卷入了这些冲突，因为他们知道，军阀的来来往往、抗议者的游行、知识界的言论、工厂的开闭都有可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史谦德检视了1920年代的北京居民如何应对由流动的士兵和政客，以及思想、资本、技术的剧烈运动所造成的变化，剖析了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通过考察人力车夫、警察、工人、僧人等群体的政治经历，史谦德揭示出时代的力量是如何被普通人深刻感受的。这幅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城市社会的群像，强调了经过群众运动、集体政治以及混合了戏剧、示威活动、报纸和茶馆社交的城市文化训练后的普通市民日益成长的政治成熟度。令人惊讶的是，在吸收新的生活、工作和政治参与方式的过程中，旧社会中的很多东西都被保留了。一切似乎都变了，但一切似乎又都没变。经过动荡的年代，北京在地方和大众政治的基础上架起了一座桥梁，将行会和士绅精英的传统世界与社团主义和干部的现代世界连在了一起。

本书循《枪炮、病菌与钢铁》和《人类简史》的路径，告诉我们人类如何通过四个关键驱动力改变自身物种的命运，让人类这种弱小的物种取得了不可能的成功。

刘北成、陈嘉映、张小军、王笛、赵世瑜联袂推荐！

40亿年前，生命在地球上诞生，而到20万年前，人类才开始出现。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已经从一群简单的觅食者变成了支配地球的力量，能够同时制造艺术品和原子弹。是什么让人类摆脱了其他物种的命运，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人类的独特之处是什么？这些独特之处如何改变了人类自己，又如何改变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加亚·文斯给我们的答案是四个关键驱动力：火、语言、美和时间。火把我们从能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让我们突破了动物的局限。语言让我们比其他动物能传递更多、更准确的信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用文字、故事、记忆创造了累积性的文化。70万年以来，人类一直追求美的感受，通过共同的信仰和身份凝聚在一起。时间是客观、永恒的，但我们用自己创造的方式来记录时间，使用时间，获得理解世界的动力，科学由此产生。

通过考察群体遗传学、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的前沿研究，本书使我们重新想象我们自己。本书挑战了认知革命改变人类的主流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人类是基因、环境和文化三者共同进化的独特产物。使我们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不是个人的聪明才智，而是我们的集体智慧。通过四个关键驱动力和基因、环境、文化的共同作用，人类进化的反馈循环过程正在将我们转变成一个超级有机体：“全能人”。

人类真正的非凡之处，并非在于我们是拥有强大的工具的聪明的黑猩猩，而在于我们成了所有外在事物的设计师，也创造了我们自己。

人类学家的一大准则便是对日常事物感兴趣。

关于这个世界，人类学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人类学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自身？

文化为什么重要？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人类学家走遍了世界各地，从津巴布韦的城市到英格兰的郊区，从北京到巴塞罗那，他们揭示了种种惊人的事实、模式、偏好，以及令人费解的文化实践。马修•恩格尔克从人类学中最重要也最富争议性的九个关键词出发，为探索我们生活的世界提供指引。世界各地的理论和例子编织在一起，出色地展示了人类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因为它让我们能够理解其他人和其他民族的观点，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也揭示了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