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关于他的清廉爱民和铁面无私的记载和传说，数量之多，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实为亘古一人。本书以有关清官包公的各种文学作品为基本材料，结合正史笔记，对于包公故事涉及的“定罪量刑”和司法审判活动，作了独到的分析与深入的阐释。 随着西学东渐，随着现代西方的法制、法律教育与法学研究范式的全面导入，古典中国的法律制度结构与法律知识体系开始出现断裂，并且迅速解体。在这种语境下，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法律史的叙事范式也被逐步“建构”起来，迄今已有百年历史。其间，虽然屡经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变迁；但是，总体而言，中国法律史的叙事范式基本处于西方法律知识系谱的 ”认知控制”之下。本搞试图追问的是：这套知识体系究竟是否能够有效地运用于“体悟”中国古典时代的法律制度呢？另一方面，过去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大抵囿于官方的法律典章和正史记载的解读，即便冠以中国法律文化史之名的某些研究，情形也是如此。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资料尽管颇能反映古典中国法律制度或者法律文化的面貌，但是，毕竟也有缺陷。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法律典章难免“理想”建构的情形，正史记载也难免遭到“点窜”。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正史记载基本属于帝皇将相的政治括动和法律活动，对于“处江湖之远”的细民百姓的法律生活，显然记述甚少。据此，本稿考虑用带有民间色彩的包公故事来解读中国法律文化，把它作为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特定的视角。 本稿分为三章，现在，稍作介绍如下。 第一章：“学术史与方法论”。鉴于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学术课题，而且涉及历史领域；因此，有关本稿采取的学术姿态与研究方式，很有必要作出全面透彻的解释。首先，对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范式给予必要的梳理，以期勾勒本稿研究的问题意识；进而指出，解读中国古代细民百姓的法律生活与法律意识，对于我们把握中国法律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次，通过考察“档案、正史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指出，文学故事不仅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叙事的样式，它们对细民百姓的法律生活和法律意识的叙事，具有档案和正史无法替代的价值。再次，从“公案”文学角度看，它们与中国古代判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说的直接一点，这些故事原本就是出自司法档案文书。最后，所谓“法律文化”研究，就是对于法律蕴涵的“意义结构”的解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稿提出在“语境”中解释法律文化“意义结构”的设想。而“语境”的建构，必须考述相关的历史事实；否则的话，所谓“语境”的说法，也就无从真正落实。据此，“考证、语境和意义”由此获得一种内在的关联。 第二章：“关于包公的三种叙事”。包公是一个历史人物，一个清官的典范；然而，包公又是怎样成为民间清官故事的“母题”的呢？进而，历史上的包公与民间故事中的包公又有怎样的关联呢？这是我们在研究包公故事时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通过考察作为历史叙事的包公形象，本稿认为，包公具有孝亲、忠君、清廉、爱民、刚毅严猛、不畏权贵的特征；所有这些，都是后来文学叙事的基调。其次，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和法律人物，包公自身对于政治和法律又有一些什么想法和论述呢？本稿认为，鉴于仁亲时代“吏治媮惰”的局面，包公政治思想的要旨在于：一是重建官僚的忠君和爱民的道德理想；二是完善官僚的选拔和考核的制度安排。包公的法律思想的基点在于：一是谋求天道、民意和法律的协调；二是维护皇权和刑法必须符合中道。最后，民间的包公信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本稿详尽地考察了包公故事的“作者和读者”与包公流播的基本脉络；并且，与历史叙事中的包公形象作了必要的比较。总之，民间叙事中的包公形象与历史叙事中的包公形象，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背离的地方。这种背离，不仅在于许多故事与包公本身无关这一方面，而且在于神化包公。必须指出的是，只有通过这种神化，包公才能获得“穿越”阴阳两界的神性力量，从而担当拯救细民百姓的使命，才能成为“权威”与“正义”的象征。 第三章：“包公故事的法律阅读”。本稿考察的包公故事涉及话本、戏曲、说唱、短篇小说专集、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各类文学样式，共有271个故事。通过仔细辨析每个故事，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刑事案件；与此相关，作为描写司法审判的 “公案”故事，也就必然眼于刑事审判场域。首先，本稿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刑法”中心的特质，与包公故事的描写颇为一致。在包公故事里，剔除重复的案件，刑事案件共有148 个；进而，通过详细解读这些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我所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包公故事的描写与当时的法律规定基本吻合。由此可以证明，这些故事与中国古代的判读文书有关；换句话说，它们大都出自司法判读文书，或者是对于司法判读文书的改编。在这个意义上，把它作为法律文化研究的资料，应该没有问题。其次，本稿认为，中国传统法律司法文化具有“集权”的特征，出于维护皇帝“集权”之目的，司法审判也就难免专断。在包公故事里，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凸现和张扬“暴力”的价值取向，这是维护是权所必不可少的东西。通过解读包公故事描绘的司法审判场景：权力关系、司法空间与司法仪式，本稿对于“集权’与“恐怖”的司法特征，作了非常详实而有力的解释。总之，通过解读包公故事中的法律叙事，我们不仅可以“质疑”那种困于国家法律典章与官方正史记载的可靠性和正当性；而且可以丰富我们对于细民百姓法律知识与法律意识的了解。另一方面，我们还能充分体悟包公故事透现出来的批判精神，从而理解古典时代中国的细民百姓为何期盼清官包公；并且，深人把握他们关于法律的想像与法律的诉求。

《法学与文学之间》取名为《法学与文学之间》，用意在于里面收录的文字分为两部分：一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法律问题，这是命名的基本理由；二是研究中国古今法律中的一些问题，可以归入法学这个名目。

《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内容为：查尔斯·狄更斯，这位享有盛誉的文豪，原来与法律世界有着不解之缘。从《双城记》、《远大前程》、《雾都孤儿》，到《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他的每部作品中都有法律与法律人的踪影，更不乏对法律机构与司法制度的生动描述。就连资深律师都惊叹于他对法律行当的熟稔，人们忍不住追问，难道狄更斯与海涅、席勒、歌德、泰戈尔一样，是“从法学院逃出来的文学家”吗？ 在这《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里，英国法律史学大家威廉·S.霍尔兹沃思为人们解开了上述疑问。他围绕狄更斯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条分缕析，悉心梳理，为读者复原了狄更斯时代的法律图景，阐释当年的司法背景与庭审模式。无论是虚假保人、拘捕令、财产扣押令这些琐碎细节，还是贵族诱奸案、药店学徒过失杀人案、赌博诽谤案这些逸闻趣事，霍尔兹沃思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使得阅读《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成为一段在文学、法律与历史之间穿行的愉悦经历。

这是剑桥大学梅特兰教授向学生讲授英格兰宪政史的课堂讲义的译著。原著作者将英格兰公法发展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立法的总体特征、王权、议会、中央及地方政府、司法等方面的宪政运作状况予以了总结介绍，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清晰完美地梳理了英格兰法律发展和宪政运作脉络。本书虽非梅特兰精雕细琢之成熟作品，但并非简单的历史资料的堆砌，而是着眼于对法律运行过程的审视和探讨，背景资料翔实，分析细致入微并涵盖了大量的原创性观点，为我们学习和研究英格兰宪政史提供了很好的引领。其独特的阶段划分方法也为我们研究英国宪政史提供了不同寻常的观测点，对既有历史著述做出了重要补充。本书系统全面，条理清晰，翻译流畅，完全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是广大比较法研究者、法学研究者以及法学爱好者、英国宪政史、法律发展史研究者以及英国政治爱好者不可多得的一本出色的著作。

本书是台湾中研院研究员柳立言先生关于宋代法制史研究的最新力作。本书以宋代的僧人和婢妾这两类特殊人群为例，分析在僧人发生刑事犯罪时，婢妾主张民事权利时，他们的宗教和家庭身分如何影响司法审判。本书以宗教和身分为线索，试图探索宋代司法过程中影响审判的各种人为因素。

1904年秋北京菜市口，犯人王维勤被公开处决，观者如堵。此后几个月，凌迟酷刑便从清帝国的法律体系中永久消失。被西方观察家称为“千刀万剐”和“活剐”的凌迟，是帝制中国惩治最严重犯罪的刑罚。 本书是西方世界首部研究中国刑讯和死刑的历史、图像与语境的著作，其时间跨度从10世纪一直到1905年中国废除凌迟为止。作为独特的跨学科历史著作，著者关注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酷刑并深入研究，就中国古代政府机构将对个人的折磨合法化的逻辑提出质问。他们并未将凌迟作为一种典型的中国“文化”来研究，而是将中国的刑罚程序置于更为长久的世界刑罚史中去考察，同时也探讨了长久以来当西方文化与“他者”文明相遇时，总是会显露出来的厌恶与着迷并存的复杂情绪。 一部雄心勃勃并将引起广泛讨论的重要著作。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拆除了那些对中国文化的轻率评判和普遍成见——从古至今，从司法领域到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其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间游刃有余，极富启发性。 ——苏源熙（Haun Saussy），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乔治•巴塔耶在他著名的作品（《爱神之泪》）中向欧洲人描绘了中国凌迟，本书则揭示了巴塔耶在其中游移不定的立场，发人深省。书中对凌迟历史的重构细致入微，颇有识见。 ——王国斌（R. Bin Wong），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