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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病了吗?
《中国教育病了吗》从中国教育现状入手,对当前教育体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相关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批评。张鸣教授行文深入浅出,观点犀利,观察问题真切深刻,针砭时弊痛快淋漓。他的博学与明辨,为深陷教育误区的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家长,对反思教育的缺陷,改正教育的弊端,寻找教育的出路,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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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之惑
本书是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一册,图文并茂,解说生动,主题为两次鸦片战争以及战前与战后的局势分析和后续影响,表现以英国为代表的近代西方世界与清王朝这个古老帝国的第一次剧烈碰撞,以此揭开百年近代史的开端,展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矛盾和潜在发展方向。 两次鸦片战争,先后相隔差不多20年,但写在战争上面的主题,却是一个:逼中国开门,开大门。而且拖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 就情势而论,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只要中国的天下没有本事扩张,吃掉西方的世界,那么就早晚会被西方的世界撞毁。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没有幸免的可能。一个拥有了现代工商业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蹈海而来的西方人,自诩是文明人。对中国的征服,在某种程度跟他们征服印第安人,非洲人一样,是文明战胜野蛮的过程。 然而,两次战争的借口,都那样的苍白而且龌龊。第一次,是为鸦片贸易背书,第二次,则基本上是没事找茬。尽管中国人完全可以像后来的日本人那样,顺从西方世界的通商要求,自行打开大门。但是,以天朝上国自命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的视野里,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教训。其实,如果没有中国的失败,面对美国佩里舰队的日本幕府,也不大可能如此痛快地屈服。 “文明人”发动的战争,里面没有文明,也没有道德。讲究以德服人的中国人,被西方用弱肉强食的大棒,不由分说地教训了。在中国人完全不明白西方世界的道理的情况下,他们的表现,被反衬得格外的愚昧。这个愚昧,是沉湎于自己天下里的愚昧。越是愚昧,就被欺负得越惨。 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局,尽管被打得丢盔卸甲,没有还手之力,窝囊死了两任皇帝,换了一个女主,但是,比照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中国能有这样的开局,已经不错了。在此后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曾、左、李之辈,在王朝的开门过程中,已经露面,但还没参与开门的过程。他们此时可能还不知道,今后的中国,今后的他们,将跟撞开门进来的洋人,有着越来越深的关系。他们后来的事业,不是所谓的中兴,而是洋务。 门开了,此后的中国,就成了世界的一员。无论有多少人想把中国拉回去,重建过去的天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 本书详细描述了中国被迫打开大门的前因后果和近代中国落后的根由。 -
关于“两脚羊”的故事
相传,世界上有一眼神奇的生命泉,它清澈甘甜,能去病强身,让人永葆青春,它从地底涌出,在地表的某处不急不徐地流淌,人闪发现生命泉后,纷纷赶去分享,领受它的恩泽,后来,所在地的权贵在生命泉的周围树起的栅栏,并在门上安了锁,他们严格管那些前去求水的人并索取酬谢,这种做法违背了生命泉的本性,泉水逐渐失去了生命活力并慢慢地枯竭,生命泉开努在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涌流,但是那些占有者并浊有意识到这种变化,他们仍垄断着那个泉源,靠想象中的神奇之水牟利。终于有一些人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开始四处寻找新的泉源。 人类的历史不断重复着上述的故事…… -
张鸣说民国
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奇怪的是,做得风生水起的文化人,却个个对民国不满意,批评的多,骂街的也多。民国给了他们创造的空间,也给了他们批评的空间,他们就用这个空间去骂给他们空间的政府。面对这样的批评和骂街,北洋政府没脾气,国民党政府想要干涉一下,但基本上也没脾气。他们没这个胆量,去给文人们的嘴上贴封条。 不仅骂街的文人,对民国不满意,民国的政治巨头,对民国的状况,更不满意。袁世凯不满意,因为他不敢对手下的军头们来横的,只好优容。连政府各部的部长,开会迟到,通宵聚赌,他也无可奈何。至于文人,就更管不了。自己的孙子想上北大,跟校长打声招呼,校长说,让他自己考,考上就上,考不上就算了。后门,没有。孙中山和蒋介石也不满意,觉得民国的自由太多,年轻人只知道要自己个人的自由,对国家和民族不负责任。大学的老师们,教坏了年轻人。中国只能有民族、国家的自由,不能有个人的自由。 -
武夫治国梦
《武夫治国梦》是我1980年代写的一本小册子。那时候我对北洋军阀感兴趣,因此钻到旧报纸和档案里乱翻,最后写了一本有关军阀如何治军治国的一本书,被当时很热的蓦然回首丛书的主编之一定陈晋先生看上,虽然经历了点磨难,于1989年出版。在这本书里,我收罗里很多军阀治理的“高招”,但是结论却是,武夫难以治国。 事实上,不仅在北洋时代如此,推而广之到中国历史全过程也如此。马上打天下,老百姓情愿与否,都得认账,但是马上治之,则难上加难,纵然得天下者属于军头,也得乖乖地把自己的政权文官化,把治理方式文治化。这里,跟意识形态无关。 为什么呢?马上不是绝然不能治国,但成本太高,高到任何统治者都无法承受到地步,风险太大,大到动辄全盘皆输的地步。如果统治者足够明智,即使是为了自己和家人,也应该迅速完成从武治到文治的转换。 中唐之后,藩镇割据,割据的藩镇,所凭赖着,只有武人,尤其是身边的亲卫部队牙兵,这些牙兵,个个胳膊粗力气大,而且头脑简单,藩镇的军阀,靠这些人割据,也靠这些人治理,结果没多久,牙兵主宰了军头,军头如果不像小媳妇一样讨好他们,他们废了军头,就像扔掉一双破鞋一样的容易,逼到没办法,军头只好从别的地方借来兵,用偷袭的方式把这些牙兵杀掉,再换一批新的,不久新的故计重施,到了五代十国,骄兵悍将换皇帝也如法炮制,直到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五代的皇帝,朝代和自家的命都短。 彼可施之于人者,人亦可施之于彼,最可怕的是自己的手下,不花学费,就可以从主子那里学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