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目的，在观察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情势演变 之过程，明其所以为近代史上一转捩点之故，以求与远东 国际局势之演变相表里。 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其内政上之基因，在于前 此三十年间自强运动之未能大规模积极进行。推究其所 以然，可得三大线索：其一，则由于一般认识之不足，致使 求自强之洋务工作，饱受牵制，而李鸿章尤成守旧士大夫 之矢的；其二，则由太平天国起事后，汉人新兴势力之崛 起，使满清帝国在事实上渐由中央集权变为地方分权， 以 致不可能形成一领导全国之有力 限制；其三，则北京满人统治集团 士大夫之门户党援又从而推波助 日趋分化，而自强工作乃益难推 遂终食其果，后此政局形势乃迥异 甲午战争历时年余，其间政局 则李鸿章与淮军在日本与清流主 地，大为失势，其三十年来在中国 其二，则受抑十年之清流势力，在 同�一系，尤为之重心，上结德宗，外联湘军，一方面猛烈 打击李鸿章之主和，与淮军之战败；另方面则力攻其十年 来之政敌孙毓汶等，皆获相当成功，但其主战政策，则为太 后所抑，亦由其惟事高论，无术挽败局也。其三，则经此一 战，德宗与太后之见解益分歧，而宫廷内之矛盾亦愈演愈 烈，“帝党”、“后党”之对立，乃逐渐表面化。其四，则经此 一战，中国军队之弱点毕露，于是北洋新军，遂于战争末 期，创建于小站。 战争以后，外患日张，国势日颓，中国政局遂失其稳定 性。李鸿章既去，北洋军权渐归荣禄，而袁世凯接统新军， 大加整顿，亦渐露头角。中枢则翁同�主政，而清流势力 因康梁维新运动之大起，又趋分化，上与宫廷矛盾相结，于 是帝后党争益烈，遂终爆发戊戌之变，大局从此益不可问。 而革命势力，则始于甲午，乙未间萌芽海外，随时势之推 移，逐渐孳长，遂终成倾覆满清帝国之先驱矣。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是王赓武先生1957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是西文学界第一次系统地对唐宋变革期的五代历史进行研究的著作。这本著作集中讨论了五代时期迈向统一的各种方式方法，主要从军事斗争和社会管治两方面来展开论述。虽然在此书之前，学界对晚唐五代的研究也有一些，但其内容基本不超出对政治形势的粗略描述和对军阀黑暗统治的强烈鞭笞。因此深入到对晚唐五代政治史的研究，王赓武先生的研究还是第一部，因此具有首创之功。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奥唐奈教授的最新力作。以标新立异为亮点，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笔下的“罗马帝国”其实就是当代“新罗马帝国”的化身，这部《新史》直接体现了当代美国价值观的历史投影。它以全新的视角重述了所谓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生动地勾勒了“古代晚期”的历史画卷通过娓娓道来的“故事”呈现出各种发人深省的问题。罗马帝国的衰亡预示这今天的危机，希望对于如何解决今天的危机能够提供借鉴。

《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汇集了作者近年来对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研究论述，共计15篇。 作者对儒者起源问题提出新见，论证了“儒”与古代乐师存在着文化渊源关系，乐师和史官构成两个文化子系统，揭示出早期中华文化演进的一条重大线索；对汉末到南北朝一些重要政治文化现象进行了论述。 作者运用“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概念，从一个宏观新视角划分了中华帝国官僚等级制演进的阶段。着重考察了汉代禄秩等级制的特性，南北朝至唐初的官阶、军号和散官制的特性，南北朝至唐初的官阶、军号和散官制的变迁。

本书是北京大学教授陈苏镇先生潜心研究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力作。本书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

《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由李凭所著。 《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论述的是公元398年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在今山西省大同市所建北魏平城政权的发展历程。 以道武帝为首的一批在中原流亡过的拓跋贵族，由于感受过中原封建制度和文化的影响，积极地推行离散诸部措施，以剥夺部落酋帅的特权，促使拓跋部落联盟迅速解体，建立起新型的平城政权。随后，道武帝推行了一系列仿效中原传统制度的政治、经济措施，特别是建立皇权和官僚系统，以取代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度，从而将拓跋部推进封建体制的门槛。不过，拓跋部落的遗制仍然顽固地影响着平城政权，在皇位继承中兄终弟及遗制的干扰就是突出的反映，而且由此引发了道武帝末年的动乱。 平息动乱以后即位的明元帝，采纳汉族士人崔浩的建议，以太子监国制消除兄终弟及制的影响，，确立了父子相承的皇位继承制，使其长子太武帝顺利地继承皇位。太武帝即位后继续实行太子监国制，但结果却使太子集团膨胀为与皇权对抗的势力，酿成了太武帝末年的正平事变。事变的结果，皇权与太子势力两败俱伤，母后势力乘机抬头。 由于建立平城政权之前拓跋部尚处于脱离母系氏族社会不久的父系家长制时代，母权制在拓跋部的社会中具有深刻的影响，道武帝为了预防母后干预政治，建立起矫枉过正的子贵母死制度。然而，子贵母死却派生出来保母抚养太子的惯例，进而发展成为保母干预政治的现象。太武帝保母窦氏、文成帝乳母常氏都曾干预朝政。乳母常氏的干政最终导致文明太后的临朝听政，出现了与道武帝建立子贵母死制度的初衷恰恰相反的结果。 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是母后权力的特大伸张。不过，它的产生虽然与母权制遗俗相关，却并不意味历史的倒退。此时的拓跋社会脱离部落联盟而在封建轨道上运行已近八十年，所以当文明太后凌驾于皇权之上时，她自己就成了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者，而非母系氏族时代部落联盟的代表人物。而且，文明太后推行的太和改制运动使得平城政权基本完成封建化过程，并为其全面汉化奠定了基础。但是，在父子相承已经成为传统制度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文明太后可以使她的政治权力膨胀到超越帝王的地步，却无法将这种母后至高的权力像皇权那样自然地传承下去。公元490年文明太后去世，意味太后临朝听政时期结束，标志拓跋皇权重新伸张。但北魏平城时代还延续了四年，直到公元494年，孝文帝为开拓新的政治局面，将国都迁到洛阳，才结柬了平城时代。 北魏政权的演变利用了平城这个政治舞台，平城则借助于北魏政权演变的契机获得跃进式的发展。处于那个时代最突出地位的平城，从介于农耕区与草原区的边陲军镇，一变而成为新兴王朝的京师。当长安和洛阳两大文明古都屡遭战马铁蹄践踏而成为废墟之后，平城迅速聚焦百万人口，形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在此基础上，平城政权在中原推行宗主督护制以羁縻汉族地主豪强，创造了内和外辑的安定局面。 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到西南的巴蜀，从西北的贝加尔湖到东南的江淮，各族政权络绎不绝地朝贡拓跋王朝，各族人民纷至沓来地会合平城大古都。传统的农耕文明渗透人强劲的游牧文明之新鲜活力，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运动，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随着安定统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体的升华。北魏在平城经营的一个世纪，是拓跋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