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已故政治学巨擘亨廷顿的代表作。书中总结了19世纪以来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的进程及其产生的原因，重点分析了20世纪后期重要的、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大约有30个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发生的转型。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年到1990年间的这一波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方式及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本书探讨的是二十世纪后期一项重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全球性政治发展：即大约有30个 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这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这一 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后果。本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但是它既不是一部理 论著作，也不是一部史书。它位于两者之间；它基本上是一部解释性的专著。

在当今世界，研究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的政治制度，达尔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在第一章里，达尔开宗明义，将公开争论（政体的自由化）和参与权（政体的包容性）视为民主化的两个基本尺度，并由此界定了四种极端的政体形式：封闭式霸权政体（低度自由化，低度包容性）、包容性霸权政体（低度自由化，高度包容性）、竞争性寡头政体（高度自由化，低度包容性）、多头政体（高度自由化，高度包容性）——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其实处在这四种政体之间的模糊区域。达尔用这样干净漂亮的术语，取代了早已内涵模糊的“民主”、“权威主义”等概念，大大增强了其论证的严密性。 达尔相信大多数读者会同意多头政体比其他形式的政体更可欲，问题在于，只有在政府和反对派都能获得高度相互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构筑通往多头政体的道路，这种相互安全保障的体制在人数较少、理念较为接近的精英中间比较可能发展（比如英国）；而在普选制和群众政治的条件下，要设计这种相互安全保障的体制是很困难的。这很有可能在政治变迁中导致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遗留下很大一个分裂出来的和竞争性政治的合法性相对抗的公民团体——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并不鲜见。 达尔认为：“前工业化的乡村农业社会肯定不是天然就不适合竞争性政治或者甚至多头政治的。因为某些前工业化的乡村农业社会已经有过竞争性的政治制度——有时也确实令人惊奇地为包容性的多头政体提供了基础。”他指出发达的经济对多元社会秩序以及多头政体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多头政体也特别容易受到极端不平等的损害，在一个已经实行公开争论制度的社会，极端不平等增加了竞争性政治被霸权政治取代的可能性。 然而达尔着墨最多的还是本书的第八章：“政治积极分子的信念”。在他看来，“正如任何试图说明不同国家政体变迁的理论都必须将诸如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平等的性质和程度、亚文化分裂的程度等等这样一些因素视为主要的独立变量一样，这样的理论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把政治积极分子信念和‘思想观念’作为一种主要的独立变量。”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秦晖从南非发现另一个中国，反思福利、暂住证、农民工工棚、非法强拆、新农村 本书由三部分构成：曼德拉传、从南非看中国、新南非十九年。 曼德拉病危使全世界又一次把目光注意到南非——这个以往多灾多难、如今多姿多彩、而未来前程无限的“彩虹之国”、“金砖”新秀。自从曼德拉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以来，新南非已经走过了19年的难忘历程。 新南非至今虽然只有19年，但此前四年曼德拉出狱后南非就已经开始新旧“过渡期”，1993年各种族各党派终于达成最后协议即民主南非协商会议公约（CODESA）,并通过了新宪法决定建立新南非，至今刚好20年了。而再往前回溯，30年前的1983年发生了非国大武装斗争期间最大的一次暴力行动“教堂街事件”；55年前的1958年非国大在加纳第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另一方面，今年也是1948年南非白人国民党上台开始全面实行系统性的种族隔离制度的65周年；1913年第一个种族隔离法《土著土地法》颁布的100周年；南非布尔人殖民者击败反抗的祖鲁人的“血河之战”175周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对南非的关注中，秦晖注意到发生南非“部族冲突”的黑人多是祖籍不同的“黑人家园”而在城打工的、南非当局所谓的“流动工人”，他们的“部族矛盾”表象下有着社会地位的微妙差异：科萨族劳工多是都市贫民区的安家户，而祖鲁族劳工则多是住集体宿舍、家属留守“黑人家园”的单身劳工。由此他联想到我们国家的类似现象，以及两国类似现象的制度背景，这些背景与两国经济发展及高速增长时期之间的联系。从而深入到民主化前南非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演变以及与我们的对照。 主要观点： 曼德拉不是霍梅尼式的“圣人”或曹操式的“英雄”，更不是绿林式的枭雄，他是集道义与理智、勇气与宽容于一身的圣雄式人物。圣雄不是完人，但他给南非带来了希望。因此，无论基于价值判断还是基于功效判断，曼德拉投身“革命”如果说无须被“崇拜”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不该被诅咒的。 ——“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 许多国家、包括印度与拉美的贫民主要特征就是贫困。而与此不同的是：南非的“进城黑人”与中国的“进城农民”除了贫困，更严重的问题是公民权利的缺失。他们不仅是穷人，而且是“贱人”。当然，印度民间的种姓制下也有“贱民”，但那里的“贱民”只受民间传统的歧视，国家把这种歧视视为非法。而中国与南非的贱民受到的恰恰是来自国家的“合法”歧视。 ——从南非看中国 南非共大概可以说是当代世界最“自信”的共产党之一——她的自信表现在不害怕在民主政治舞台上与别人公平竞争，自信可以靠讲理、靠做事，而不是靠“专政”，靠强权封别人的嘴来取胜。南非共从来不是“甘地主义”者，在别人武力镇压她时她会武力抗争，不会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但她也不相信武装夺权，早在武装斗争时期她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放弃了“专政”的说法，更不会用武装去摧毁宪政民主。 ——新南非十九年

这是一部讲述柏林墙的兴建与倒掉的作品。在西方的文学影视作品中，柏林墙从来都是绝望、英勇的东德人逃离“魔掌”时的背景。泰勒却使用大量的官方记录、史料、私人叙述证明，柏林墙从来不只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也不仅是东德为了阻止居民外逃而修建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大舞台。二战之后核俱乐部成员们的危险游戏、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斗争、政治做秀，竞相借之登台亮相。美国总统肯尼迪、英国首相麦克米兰、法国总统戴高乐以及前苏联的领导人们，都以柏林墙为话题，或长袖善舞或惺惺作态或肆意叫嚣，只有柏林墙静静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泰勒指出，柏林是美苏两个大国博弈的棋盘，而柏林墙就是双方都最看重的那颗棋子。 泰勒用很多精力去辨识关于柏林墙的传说和神话，把它们还原为现实。他追溯了柏林墙从1961年8月开始的历史，指出修建伊始它只是铁丝网，后来才发展成103英里长的钢筋混凝土墙体，配有300个瞭望哨及荷枪实弹的士兵。泰勒调查清楚了修建柏林墙的“罗斯工程”的细节，讲述了柏林墙建成后东德人的生死逃亡，也谈到了柏林墙倒掉后被人分拆销售的情况。但他最关注的是柏林墙背后的可怕景象。撇开政客和政治不说，人们一度对把柏林人为分裂开的想法嗤之以鼻，而当柏林真的一分为二时，大家又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习以为常，甚至以为本应如此。泰勒说，当时普通人都产生了世界末日般的感觉，觉得毁灭性的核战争随时都可能发生。 该书是第一部深入细致地描述当时的柏林和柏林人的著作，资料翔实，穿插了很多细节。

《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是吉列尔莫•奥唐奈、菲利普•施密特、劳伦斯•怀特黑德合编的四卷本《从威权主义统治转型:民主的前景》的最后一卷。该丛书是研究威权政体和民主转型的划时代著作。《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在精辟地总结前三卷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开山性质的关于政治转型研究的范式和理论，并以引人入胜的叙事方式和恰当的隐喻讲述了政治转型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和不可预测的结果。 我们相信，借着表现出我们的无知，我们对悖论与抉择的反思，还有对典型案例的转型过程的总结，我们提供一个很有用的工具—一份地图的几部分——给那些今天正在探索以及那些明天将会探索的人们，一份关于从未知路线走向民主政治的地图。 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这个项目至少能够促成一个对于学者和活跃分子而言更理性、信息更充分的讨论，一个关于威权主义制度衰败和有可能被民主制度代替的这一复杂过程中涉及到的潜力、困境,及其局限性的讨论。 《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对在转型之后建立民主或多头政治的分析方法与规范性视角，提供了一个不只是对学者，而且对政治参与者同样有价值的视角。 ——亚伯拉罕•F. 洛文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