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读库》一共有八篇文章，《第五次迁徙》、《两败俱伤》、《支边去》、《求学奇遇记》、《童书的黎明》、《谁论金角复银边》、《皇帝梦》和《声音》。 2008年3月，高屯子回到青藏高原的东部山地，把手中的镜头，从阳光与风雪中的藏族牧人身上，移向了山林与田野里的羌族农民。在山 路和田野间行走之余，他开始更系统地翻阅一些关于“羌”的文字。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破坏最惨重的区域，正是羌族聚居地。他和他的摄影团队常年穿梭在这一带高山深谷之中，有了了解熟悉路线和地形的救援优势，做了很多救援工作。重灾区灾民散落安置到各地，今后羌文化还如何延续？如何传承？仍是个很大的问题。他的妻子开始了“羌绣帮扶计划”，把目光从现代都市的时尚空间，向古老羌寨的田间地头转移。而他自己和助理去了不通公路的夕格羌寨和其他有羌人居住的深谷高山，了解羌文化，延续拍摄羌人的行程。《第五次迁徙》一文选了二十八幅图片，展示羌人离开故土的惜别之情。 《两败俱伤》讲的是一起由阑尾炎手术引起的医疗纠纷。医学并非尽善尽美，法律亦非滴水不漏，当医学迷局遭遇法学困境，我们能否收获期待中的正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海许多十几岁的年轻人揣着户口本去报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要“支援边疆”，当时他们觉得离开上海，就像是一次秋游。而在遥远的新疆，团场领导说要派人到上海动员十万知识青年，接他们到新疆来，到兵团来，一起参加生产建设。《支边去》讲的是这些年轻人怀揣梦想到新疆“磨炼自己，改造地球”过程中经历的事情。 张五常的《求学奇遇记》是他自己的一段自述，从跟在哥哥后面上学到出国拿下博士学位，他说，他的秘方是先学创作然后求学，不是先求学然后尝试创作。求学一般求成见，是创作的大忌。 自格林威和凯迪克这两位童书艺术的先驱开始，童书不再是成年读物的简化本与配图本，主要供儿童欣赏的图画书，也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童书的黎明》一文，是作者姬炤华对“童书”发展史进行的梳理，包括了创作手法技巧材料以及印刷的变迁的介绍。优秀的童书正是通过用图画说故事的方式，将人类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一路流淌而来的宝藏传递给儿童。 在《谁论金角复银边》中，作者余昌民回顾了1964年到1983年在清华发生的围棋往事。 张宏杰挖掘太平天国起义的另一面，在《皇帝梦》里，列举了中国历朝历代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各色人等在追逐“皇帝梦”过程中的起因和结果。 《声音》是每年年底《读库》的保留栏目，是对2012年的表达与记录。

《读库1206》一共包含七篇文章。舒泥老师一直在做游牧文化方面的选题，希望让人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种文化，她曾在《读库1001》上发表过《寻找游牧文明》，之后继续深入内蒙古草原和大兴安岭地区，走访牧民，探究游牧民族，特别是使鹿鄂温克族人的生活状况。本辑读库中，刊发了她最新 的田野采访成果《苍狼大地与白鹿家园》，文中说，同一种文化，用不同的目光看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在湖南省长沙市人民中路790号出租楼里住着一群民工，他们多数人有着十年以上的打工经历、“走穿了中国南北”，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农耕生活，成为城市开发建设不可缺少的一员。但他们的土地房产、户籍妻儿又大都在原籍老家，使其难以彻底脱离故土成为一个纯粹的城市人。这种交错两栖的尴尬身份和日渐壮大的零工队伍，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矛盾。《四平方》的作者欧阳星凯将镜头对准了他们，试图记录他们个体的生存状态。 从财经记者王安搜集的《三十九句话》中可以看出些许新中国从1949年建国后近三十年的经济政策的变迁痕迹以及对后期的影响。 《破案后》一文中的案件，指的是一桩发生在德国的骇人听闻的儿童绑架案，家属在案犯嫌疑人盖夫根的抵赖和谎言中度过了漫长的四天，最终得知被绑架的儿童遇害。案件发生十年以来，盖夫根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斗。 1949年那次的大迁徙，有将近一百五十万的外省人从东北关外、黄河两岸、长江南北、滇桂边陲、苏浙两广，在饥馑恐怖或枪林弹雨中，来到台湾。在本省人的眼中，外省人的群居地通通都叫眷村。《外省人》的作者廖信忠说，这里永远没有电视剧、舞台剧里描写的那么美好。 《“真是个天赐！”》是作者徐辰对托尔金一生的回顾，包括他对语言学的痴迷，他的那些朋友们以及他的家庭，特别是他写作出版《霍比特人》、《精灵宝钻》、《魔戒之王》等故事的前因后果，而托尔金本人在《致出版商米尔顿的长信》中全面地阐释了他写作整个神话体系的初衷、过程、故事前后的演变以及五十年代初时《精灵宝钻》原稿群的故事线，还对《魔戒之王》的故事梗概做了简要的归纳，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这是《野生动物在长春》系列漫画的第壹辑，共计二十五个小故事。文字内容为编剧史航发表在微博上的小小说，并刊发于《读库1006》。 史航给自己在长春的同学、亲人、老师、街坊都编了个小故事，用一百字左右勾勒描写——他写的不是段子，是日子，是他少年时惦记过的好梨好柿子。除了编故 事，每人头顶还加了个野生动物的名目，如同班上开新年联欢会，头顶戴个小麻雀或大灰狼的纸片。动物名是真的，人名也是真的，加一起反而超现实，就像“抹香鲸田发胜”和“大斑灵猫徐爱民”这样的组合。 曾在读库上刊发《踉跄画西游》的画家吕欣发大愿力——他声称自己的创作标杆是阿尔布雷特·丢勒，是彼得·勃鲁盖尔，是古斯塔夫·多雷，是图卢兹·劳特累克。他最终耗尽三年全身心的创作时间，以漫画的方式重新演绎。从动物形象到对话字体，从大场景到小衣饰，都藏着各种诙谐的细节，故事里的每位“野生动物”也都变得更加生动立体，呼之欲出。这套作品也堪称国内成人绘本石破天惊的标杆之作。 本书由读库出品，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3806807699&spm=a310v.4.88.1

《读库1204》共包含十篇文章。《人穷智不短》展现的是宋冬在2005年和2011年分别做的两个展览：《物尽其用》和《穷人的智慧》。前一个展览所用的是宋冬母亲存了一辈子舍不得扔的旧物，共有一万多件，是一个母亲的实物日记，也是母亲那一代人的生活哲学。两个展览反映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处境。宋冬说，各国穷人的智慧、穷人的美学都是息息相通的，这是共同人性，而不是专属中国的“国民性”。诗人王小妮在2011年继续她的“上课记”，记录这些九零后的“孩纸们”在学校和离开学校后的的生活学习状况。《庚子年的民族英雄》讲的是1900年，即清末庚子事变前后的人和事。“对这个国祚延续已近三百年的老大帝国来说，只有死亡，才能给它的子民带来重获自由与富强的机会。”1991年，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女士，以表彰其通过非暴力斗争方式争取民主和人权。由于她遭到软禁而未能亲自前来领奖。二十一年以后，2012年6月16日，昂山素季终于来到挪威首都奥斯陆，发表了诺贝尔和平奖领奖演说。她说她为之奋斗的真正奖项，是一个自由、安全和公正的社会。在《抗战最后两年》里，傅惟慈先生回忆了自己当年在贵州浙大永兴分校继续学业后又参加青年军的往事。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岁月，给许多年轻人制造出横冲直闯的机会，让他们过一段“迷茫莽撞”的日子。

《读库1103》内容主要包括《大旅行》 、 《"发展中国家"时代》、《武斗》、《给儿子的一封信》、《爸爸爱喜禾》、《青春期》、《嘉孺子而哀妇人》、《皮克斯“寻蛋”之旅（下）》、《国际歌》和《魏惠王的野望》。 “在持续几个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普通百姓不被鼓励走出‘中央王国’的疆限。但最近的一次春节假期——农历兔年从2月3日开始——本地报章却充斥着国际游的广告。这让人感觉仿佛所有人都想离开中国，于是，我决定加入他们。” 《纽约客》杂志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就这样加入了一个欧洲旅行团：“‘经典欧洲’，一种很时髦的大巴游，十天内横贯五个国家。行前就要付款，机票、酒店、餐食、保险和杂费等人民币换算后相当于两千二百美元。另外，旅行团的每个中国成员都被要求提供相当于七千六百美元——这比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还要多——的担保，以确保没有人会在班机回国前失踪。我是这个团的第三十八位、也是最后一名团员，次日拂晓我们就要出发。” 与同团中国游客的所见所闻，所言所感，成了他的这篇《大旅行》：“我们这个旅游团通过亲身经历，遭遇了一个比欧洲更加欧洲的世界，是《茜茜公主》里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不洁和枯燥。然而，在贝卢斯科尼的谐剧和有关中国效率的丰盛福音布道的背后，我的同车团友也抓住了深刻洞察的未经删节的闪光点。在他们的第一次出国游中，有很多是他们从未看到过的：一个惹是生非的自由媒体，一个由政治争吵构筑的社会安全网，但一英里又一英里，他们静静地发现了看到这些事物的方法。” 萨苏老师的《“发展中国家”时代》一文，介绍的是那个战后高速发展期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日本。文中附有大量当年的历史照片，让我们似曾相识——那些场景似乎不是发生在日本，而是在中国。 一名女子从窗口纵跃而下，大裙子飞旋如同喇叭花。这张照片刊登在日本历史照片集《一亿人的昭和史》上，描述的是战后东京大都市化时期，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女性进入社会工作，东京地铁乘用人员达到了运力的五倍。这种非人力可以形容的拥挤之下，经常有女白领无力挤到车门，只好如照片上那样跳窗而出。 和中国很相似，日本也曾经用三十多年时间实现了战后经济腾飞的“奇迹”。然而，如果审视这个奇迹的背后。就会发现，那个时代的日本社会同样经历了变革需求与人承受能力的激烈冲突。而作为这种冲突的副产品，便是各种超越道德底线的犯罪和极端行为。 1955年，日本爆发森永毒奶粉事件，利欲熏心的厂商使用了含有剧毒成分的添加剂，造成一百余名幼儿死亡，一万多人中毒。 1956年，水俣病事件爆发，不良企业无序排放污染，造成当地大批人员中毒，与此案相关的诉讼，至今仍在进行。 日本因为甲醇假酒曾造成数万人死亡或致残。 日本的激进派学生曾在东京建立“神田解放区”与警察对抗，将当地打成一片瓦砾。 日本的医院血库曾几乎完全被“血头”控制，卖血造成的传染疾病给患者雪上加霜，直到给美国驻日大使输血输出了肝炎，才为社会所重视。 …… 每一起案件背后，都让我们看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影子，也深切感受到人在社会大发展中的挣扎与无奈。而参考日本在大发展时期的经历，会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世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常常可以在日本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痕迹，他们依靠时间和法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对我们也不无启发。 “文革”中的武斗，是整个浩劫中最惨烈的段落。如今硝烟散去四十多年，在武斗重灾区四川（包括原属四川的重庆），除了重庆的红卫兵公墓等极少数遗迹，留给后人能引起记忆的实物，在公众视野所及之处已经不多。出版物中，关于武斗，总括的说法多，比较客观具体的事件记述、原因分析和统计数字，特别是当事人的证言，可以作为史志资料的，相对于那个全民参与、延续十年之久的运动，实在不能算多。在我看到的一些正式出版的地方史志中，对于“文革”和“文革”中的重要事件、人物的记述都非常笼统简略，很多事件和人物干脆被省略。所以，武斗导致的死亡伤残人数、财产损失数额等，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成体系的基本准确的统计数据了。 “我不是‘文革’武斗方面的专门研究者，我写的是四川的两个地方武斗过程中的个人见闻。”作者肖逢在《武斗》一文中说。他在网络上看到的当事人或知情者写的有关武斗的文章，多数是基本真实可信的，但是后面的跟帖中，有些却难免地流于口水仗或娱乐化了。“文革”的武斗，一点不好玩，不是有些年轻人想象的“有型”、“拉风”，那是真枪实弹要人性命的。不管当时有多么崇高正当的理由，拿着武器对着活人互相开枪开炮，甚至是对无辜百姓的杀戮，都是对那场号称“史无前例”的“革命”的绝对否定。没有置身当年场景的人，是很难体会到那时候普通人的困惑、恐惧和绝望。 一位父亲，给儿子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本来打算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写的……这封信提前了十六年。提前十六年写的好处是：有十六年的时间来修改、更正、增补；坏处是：十六年里都得不到回信。” “吾儿，我都能想到你收到这封信的反应——你撕开信封，扯出信纸，然后再撕成一条一条的，放进嘴里咽下去。你这么做，我认为原因有三：一，信的内容让你生气了；二，你不识字；三，你是自闭症，撕纸就是你的一个特征……” “那天，你被诊断为自闭症，你才两岁零六天。”父亲写道，“当医生说出‘自闭症’三个字，我知道胡作非为的日子过去了。” 然后，他开始记录儿子成长中的点点滴滴。 《青春期》是荆方继《我是六零后》之后创作的新绘本，描述的是1978-1988年间，懵懵懂懂中开始度过青春期的日子。那段岁月，也是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经历的青春期。

《读库1102》内容包括：《物之物语》、《戈麦之死》、《暗自揣度》、《阅卷》、《我的高考》、《外科之花的艰难绽放》、《在书中，我老了》、《末世风月》和《卯年记忆》。 种种不起眼的居家小物件，年深月久仿佛就成了精。木然漠然呆着，不学狗摇尾巴猫跳主怀，你不理它它不会理你。与你相忘于咫尺，相忘于终日累年。猫狗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小物件却负载着你的历史。冷不防一瞥瞥见它，一念念及它，一用用到它，它就会拉回逝去的时间，唤醒远去的亲人，重演依稀的旧事，俨然成了一段历史的发言人。 以贵州安顺民谚“一样生，百样活”起头，戴明贤先生的《物之物语》写的是“物”，成的却是数十位亲人师友的人生轨迹，而且尚存者已然寥寥，不禁生出“此身虽在堪惊”之感。 “惜物，惜人，惜光阴，惜旧情，惜缘分，惜传统”，同名书籍如今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那个笼罩着政治风雨的年月中，书中人物以各自的耐力与韧性维系存在，无助而有尊严，缄默而有定见”。 1991年9月24日，有北大“校园诗人”之称、毕业后任《中国文学》编辑的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圆明园附近的万泉河，时年二十四岁。 消息传开，中国当代诗坛再感震惊，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这段时期内，一批青年诗人相继自杀身亡，或殉情，或殉诗，或是另有其他什么原因。在这一批自杀的诗人中，戈麦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是最彻底的一位。离世前，他毁弃全部手稿，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且征兆全无。因此他的自杀辞世，在诗歌圈子内外，让人们震惊之余，惋惜，感叹。 有论者认为：“戈麦的死已经使我不再仅仅从孤立的个体生命的消殒这一狭窄的角度来考虑诗人之死的问题了。与死去的诗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都有责任深思这一现象。”这就是引起文坛内外关注的“海子-戈麦现象”。 王岳川在《戈麦——圆明园的冷然毁诗与静穆地投水》一文中有些悲观地指出： 人们不再读诗而仅热衷于成为诗人之死的看客。当十几位小诗人在全国各地相继自杀时，我吃惊地发现，人们已不再对“诗人自杀”感兴趣，人们不读诗也不在乎诗人的死。诗人成为多余人，诗成为多余品。或许可以说，当诗失去思言道之本真时，诗人自杀了，诗也自杀了。 不过，多数诗歌及文学圈人士并不同意王岳川所说的“诗人自杀，诗也自杀了”这种偏激的立场，也不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国，“诗人成为多余人，诗成为多余品”。更多的人分析探讨“海子-戈麦现象”，是借此现象探讨在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诗人群体（尤其是年轻诗人群体）的生存状态、生存处境，以及在这种状态处境下，对诗歌、对文学理想以及人生信仰、生命价值的坚持、固守、奋进、抗争，以及由此对中国诗歌创作的走向和未来产生的影响。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一开头就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又说，一个人，“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 海子和戈麦显然都是加缪这种哲学思想的实践者，只不过选用的方式与时间的先后不同而已。 《暗自揣度》向我们展示的是金日成时代的朝鲜绘画。 作者张家荣先生写道：“若干年前，我看到一本关于朝鲜的画册，里面有不少绘画作品，当时心中一怔，挑动了关于过去的某些情结，自然就将这些画与我们的那个时代联系起来。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朝鲜的美术作品资料，并像大多数人一样，进行种种的揣度。说实话，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为揣度而生的，但对朝鲜，我们的理解要复杂得多。还有，因为不了解，所以揣度，所以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