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于是一项实证的而不是建立预设价值立场之上的研究，客观地分析和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框架和预测，同时对近2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上的建设举措提出了详尽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判断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直转型即收缩与调适的过程之中，并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作出了谨慎预测。 全书共分八章， 在前三章，沈大伟教授概述了西方学界对共产党政权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分析和看法，并叙述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两种预测。他本人则持一种中间立场，认为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处于一种收缩过程之中，同时又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许多调适性改革来逆转收缩过程，因而实际上处于一种转型过程之中。在后半部分，沈大伟教授概述和分析了国内学者对苏东国家以及其他一党制国家执政党失去政权的教训，指出中国学者对这些教训的分析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外界的认识和揣测。他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上采取的一系列改革和新措施并不像西方许多学者和记者所认为的那样"太小、太迟"，而是相当有效地应对了党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从而维持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最后，沈大伟教授概述了西方许多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三种主要预测：崩溃、维持现状和民主化。沈大伟教授本人并不赞同这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将来将会走向一种"折中型国家"。

本书充分利用日本及中国大陆、台湾所藏档案史料，体察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以华盛顿会议等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为案例，梳理、剖析当时外交活动的表象、特点及其本质。对晚清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机构的兴衰、外交人才的培养，以及重要事件中中央政府、外交官僚、社会舆论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全书力求摆脱以往民初外交史研究中重评价、轻实证的痼疾，还原以往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细节和时代特点，并追索民初外交与其前后时代外交的关系。

Mao Zedong envisioned a great struggle to "wreak havoc under the heaven" when he launch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6. But as radicalized Chinese youth rose up against Party officials, events quickly slipped from the government's grasp, and rebellion took on a life of its own. Turmoil became a reality in a way the Great Leader had not forese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recaptures these formative mo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enfranchised and disobedient rebels Mao unleashed and later betray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 as a "revolution from above," and Mao had only a tenu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d Guard students and workers who responded to his call. Yet it was these young rebels at the grassroots who advanc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more radical possibilities, Yiching Wu argues, and who not only acted for themselves but also transgressed Maoism by critically reflecting on broader issues concerning Chinese socialism. As China's state machinery broke down an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the PRC were threatened, Mao resolved to suppress the crisis. Leaving out in the cold the very activists who had taken its transformative promise seriousl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evoured its children and exhausted its political energy. The mass demobilizations of 1968-69, Wu shows, we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series of crisis-coping maneuvers to contain and neutralize dissent, producing immense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a decade later.

《中國革命簡史》，是唐德剛教授一九六○年代用英文寫就、以英文讀者為對象的通史著作，可惜在他生前未能出版。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古蒼林、夏沛然兩位先 生，花費大量時間心血，將這部著作不失原貌地翻譯為中文，獻給中文讀者，也許可以為唐德剛作品集「民國通史」系列略作補充。 中國從晚 清末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數十年，是歷史大轉型的關鍵時刻，一轉百轉，錯綜複雜。隨便描繪一事件或一歷史人物，都是千頭萬緒，令人無所適從。唐先生的 《中國革命簡史》，大筆一揮，把這數十年間的犖犖大事，勾畫得輪廓分明，脈絡清晰。全書言簡意賅，風格獨特，力圖超越黨派私見和學派偏見，是一個有深湛功 力的專業歷史學家特意為普通讀者所寫的通俗史書，值得一讀。

我們該如何詮釋中國共產黨出人意料的革命軌跡？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走上與俄國模式大相逕庭的道路？裴宜理教授認為，箇中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從革命起義到奪取政權及之後的各階段中創新地發展和部署文化資源。毛澤東、他的同志們以及其繼任者通過精巧地運用「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建立其獨有的政治形態，使人們逐漸接受那曾經陌生的共產主義體系，成為熟悉的「中國特點」。在革命初期，毛澤東和黨的早期領導人曾在安源煤礦發動過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裴宜理教授以此地為案例進行分析。安源曾被認為是「中國的小莫斯科」，其所象徵的獨特的中國革命傳統逐漸成為中國語境下「政治正確」的試金石。在當代中國學界為尋求嶄新的政治前景而就其過往的革命歷史進行爭論時，裴宜理教授對充滿爭議的中國革命傳統之意涵進行了深入分析。 「本書帶有裴宜理明顯的個人風格：優雅而清晰的文筆、充足又前所未聞的原始資料、對於基層政治參與者人性細節的充分描述等。這些特點不僅使本書的敘事引人入勝，而且也對主題提供了清晰有效的分析。裴宜理對安源的觀點原創而新穎，就這一地區對革命所作的持續貢獻進行分析，使之成為一個令人信服的案例分析。」 ──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著有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裴宜理從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源頭，探討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揭示1920年代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三位共產黨員如何利用文化資源在安源煤礦發動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並詳述1949年革命勝利以後，當權者如何扭曲和操弄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藉以築造和淨化革命傳統，更討論改革開放以後，官方和民間如何透過各種文化媒介如美術、電影、小說、學術和紅色旅遊等來回憶、重現或挪用安源的革命過往。作者相信中國的未來將取決於如何發掘、認識和掌握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傳統，她在安源革命傳統的溯源和發掘上開創了一個學習典範。」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轉去挖掘查找毛澤東時代中國失敗的各種原因的時候，裴宜理教授的這本書可謂獨樹一幟。作者不僅直截了當地追問那些只着眼於批判的學者，而且致力於重建當年特定的歷史場景，並用同情的眼光來了解那段歷史形成的複雜原因，以求回答那些有關中共歷史成敗的令人困擾的問題。比如，如果毛澤東等人向來偏激且無情，那麼他們當年在幾乎不掌握任何國家機器的條件下，又如何能夠影響數百萬計的底層民眾，使之信服並願為他們的革命事業而犧牲呢。」 ──楊奎松，中共黨史研究專家，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皇帝是“三无人员”？ 宗藩、后妃和宦官的命运由皇帝的喜怒哀乐一夕决定？ 皇权与相权的斗争衍生出怎样的朝堂政治？ 中央政务和地方变迁有哪些纠葛？ 科举考试原来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古代官员如何被任免，又怎样开展自己的工作？ 古代中国的军事外交跟今天大不相同？ 明清是传统政治最为成熟的时代。本书着眼于古代政治制度的表与里，勾勒演变轨迹，梳理出饶有趣味的非学术体简史。全书分十二个专题娓娓道来，既厘清了古代中国的制度架构，又找到了解读政治的另一把钥匙——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