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谐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西安。本书口述者吴永，时为怀为知县，因迎驾服侍有功，被慈禧任命为前路粮台会办，随扈西行，得以见闻朝延内外许多事件，深知“西狩”内情。 本书分五部分，首卷记述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陷北京、两宫西逃，以及怀来迎驾，随扈太原，以及由西安回京等经过，其间对一些政变要闻、宫延内幕、权臣间钩心斗争记录甚详。甓园居士刘治襄根据吴永口述记录整理成书，后曾被译成英、德、日诸园文字，“中外推崇，视为信史。”

《帝国的回忆》是《纽约时报》晚清时期对华报道的选编，起迄年代为1857年1月至1911年10月。这一时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独立自主的东方老大帝国沦为“东亚病夫”，传统的帝制和士大夫政治走向终结，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经历了蜕变，人民经受着无与伦比的巨痛。《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及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生活、革命及华侨等方面。

叶凯蒂以深入而独到的论述，对视觉文本的精彩解读，和大量文字材料的细密梳理，探寻了上海妓女、文人及城市现代性之间的相互影响，细描了中国近代娱乐业的兴起以及它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切说明，是人与环境的无心组合而非长官意志或行动，创造出了中国第一个多文化的现代都市。

图书目录 第一部分 袁世凯 [日]佐藤铁治郎第一篇 著者之旨趣及袁世凯之历史- 第一章 著者之旨趣一第二章 袁世凯之历史 第一节 青年纨绔时代之袁世凯 第二节 援韩庆军先锋委员时代之袁世凯 第三节 驻韩庆军营务处时代之袁世凯 第四节 大院君归韩护送委员时代之袁世凯 第五节 驻韩办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六节 驻韩公使时代之袁世凯 第七节 日清战后无政事关系时代之袁世凯 第八节 练兵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九节 戊戌政变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节 护理北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一节 山东巡抚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二节 调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三节 母丧归籍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四节 总揽清国种种要政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五节 军机大臣及外务部尚书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六节 免官时代之袁世凯第二篇 袁世凯免官之原因及其作用 第一章 免官之原因 第一节 远因 第二节 近因 第二章 作用 第一节 练兵 第二节 剿办拳匪 第三节 警察制度之设施 第四节 兴学 第五节 留学生之奖励 第六节 培养裁判官人材为改良法律及监狱之预备 第七节 主倡立宪 第八节 外交手腕 第九节 筹办农工诸政第三篇 袁世凯与支那种种关系及东西古今人物之比较 第一章 袁世凯与支那种种关系 第一节 袁世凯与支那国家之关系 第二节 袁世凯与西太后之关系 第三节 袁世凯与光绪帝之关系 第四节 袁世凯与摄政王之关系 第五节 袁世凯与庆亲王之关系 第六节 袁世凯与铁良之关系 第七节 袁世凯与李莲英之关系 第八节 袁世凯与其徒党诸人之关系 第九节 袁世凯与支那外交之关系第二章 袁世凯与古今东西人物之比较． 第一节 袁世凯与刘裕、曹操之比较 第二节 袁世凯与伊藤博文、毕斯马克之比较 第三节 袁世凯与曾国藩、李鸿章之比较 第四节 袁世凯与张之洞、岑春煊之比较第四篇 袁世凯之轶事及结论第一章 纪袁世凯之轶事十二则一第二章 结论 第一节 为袁世凯惜 第二节 概论袁世凯之将来 第二部分 大火焚烧后遗留的珍贵史料 ——评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 孔祥吉 [日]村田雄二郎第一章 一本充满神奇色彩的传记著作第二章 对佐藤铁治郎《袁世凯》一书的补充与纠正 第一节 袁世凯汉城密札考释 第二节 甲午战后是谁密保了袁世凯 第三节 袁世凯的新政万言书 第四节 袁世凯与李鸿藻 第五节 小站练兵的风波 第六节 荣禄与袁世凯 第七节 翁同稣忽略了袁世凯的维新蓝图 第八节 袁世凯与戊戌维新之关系 第九节 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 第十节 义和团运动中的袁世凯 第十一节 日俄战争中日本情报机构对袁世凯的操纵 第十二节 天津戏馆引起的轩然大波第三章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后记

郭嵩焘是清末第一任驻英法公使，也是那个时代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的识见远远超过同时代人，早就洞悉中国不能再闭关自守，而应走向世界，却因此不为主流所容，遍遭哗笑诟骂。他寡不敌众，只好靠边站。他个人的挫折正好象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后世证实郭嵩焘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再挫折、再艰难，中国还是走向了世界，只是必须付出较高的代价而已。 本书尝试将郭嵩焘生活（起居、旅行、应酬）、思想（对时务与洋务的认识）与感情（在朝在野的喜怒哀乐）的“三度空间”，建筑于道咸同光的时代与环境之中。既由时代展现人物，复由人物印证时代。 这本书写一个人，以及这个人生长的时代。 郭嵩焘确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而郭氏执着之深，正见其信心之坚。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

当今中国正在继续发轫于近代的借鉴西方走向富强之路的现代化进程，而中华民族悲壮的近代磨难的主要原因便在于对西方文化的跨文化误读，进而反思近代中国的悲壮历程对当前中国或许尤为紧要。很多中华学人矢志于辨析近代悲剧，不断阐发各自的宏论新见，以期尽可能认知近代悲剧的历史语境，而成为当前中国之鉴。袁伟时先生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便是辨剖近代悲剧的近著中极蕴新见的佳构。 作者在书中主要剖析了鸦片战争后五十年间(一八四○——一八九○)中华文化的能动表现者面对突然不期而至的西方文化的思考与迷失，从多方面揭示从经世致用思潮到洋务思潮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变局，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的殚精思考。作者高度评价魏源、郭嵩焘、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充分肯定他们的思想，称他们为“早期民主思想家”。 这些有识之士虽不曾执掌大权，甚至不曾入仕，但他们位卑不忘国忧，面对西方文化，他们广泛学习，认真观察，竭智思考，著书立言，为中国抵御侵略走向富强而呕心擘画，形成对西方文化的合理认知，并积极倡导中国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走向富国强民的现代社会。 这些有识之士尽管囿于当时的有限认知，没能象作者那样明确指出“华夷之辨是传统文化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重负”，“是中华民族步履蹒跚的直接原因，也是这个古老民族仍在沉睡的重要标志”，但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人不是夷狄。进而他们认识到西方“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汽轮车船夺天工造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以为敌”(郭嵩焘)，西方“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王韬)，而中国则已落后于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 至若向西方学习什么，这些有识之士指出，中国若要富强，首先应学习西方建立私有经济主导的工业化经济制度，“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夫将欲使中国火轮船与洋人争胜，徒恃官置之一二船无当也。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益”。(郭嵩焘)。 那么，这些有识之士的对西方文化的合理认知以及据此对中国发展取向的合理选择为何不能为当权者所认同接受采纳呢？ 我以为关键在于这些有识之士对西方富强的跨文化误读，他们误读了西方社会富强的起始条件，以为在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是可以建立起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而实际上西方建立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起始条件完全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基于小农经济的专制社会制度和封闭保守的文化传统。 专制制度与富强有重大的不相容性。专制制度下只能实现有限的富强，而专制制度下的富强往往潜生民族和文化毁灭性因素。社会富强最终需要打倒专制。当时有识之士没有认识到西方思想家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批判，因而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建议根本不可能为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的当权者所接受采纳，或者说他们的建议不可能使当时专制制度下的中国真正走向西方式的富强的现代化社会。 作者在书中还理性地分析了当时对西方民主和策略的合理性，指纠了一些人对郭嵩焘、徐继畬甚至李鸿章的投降、卖国的不实斥骂，同时对赫德、林乐知、傅兰雅等西方在华人士对中国学习西方的建议作了冷面周细的分析，直斥一些人对西方人建议的纯情绪化反应，并坦陈了作者对太平天国、学习西方三阶段说、曾国藩、群众性等问题的思考和理解。这些闳见同样惠人新识，启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