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思想演进和政治变动两个维度详细叙述了1935年至1945年间本书称之为“毛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过程。 作者拓展了中共思想史的讨论，清晰地勾画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从瞿秋白到陈伯达，再到毛泽东本人的渐进轨迹，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 本书还通过描述毛泽东与陈伯达在延安的人际互动与思想交流，充分展示出陈伯达在构建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中的突出作用。 总之，作者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崛起，既与中共内部政治、思想发展的走向相关，也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既是毛泽东本人亲力亲为的结果，也是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擘划与宣传的产物。

革命所场起的尘埃虽早已落定，但对它的追溯与探讨却远没结束。在农村那块广袤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养、发展并壮大，没有农民的参与和支持革命断无可能取得胜利，这一点毫无疑问。农民为何参加革命？“为胜者书”的向例使历史与真相分道扬镳。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并在革命胜利后成为新中国法理上的主人，农民理当具有积极的革命意识，而农民革命的滚滚洪流也冲没了他们当初的怯懦、犹豫与退缩。同时，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的探讨也让人们陷入泥沼，徘徊反复于其中而无力走出。因是之故，这个过去本是不言自明、已成定论的问题，现在反而最有争议，各家莫衷一是、歧见杂存。 　　从1927年举起武装反抗的大旗到1929年底，共产党已在各个偏远山区建立起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并站稳了脚根。其中有得有失，道路婉转曲折。而在后人对失与得、曲与直的相较中，“失”与“得”成隔离的两面，“失”则空无一物，“得”则高瞻远瞩。对所走的道路毛泽东后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解说，但在他放弃攻长沙而引兵山区、开始走出一条创建乡村割据的道路时，是否就在这种理论支撑？如果没有，导引这种革命运行的逻辑又是什么？ 　　军事力量的强弱是割据能否成功的关键，而它的发展状况也是党在的割据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诸项工作的集中反映。刚开始，农民愿意加入本地的农民或赤卫队而不愿意加入红军，其中固然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观念影响，但红军与当地社会的联系不足亦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同农民对因革命运动而产生的乡村精英们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一样，当红军与当地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后，他们不愿意加入红军的情况也逐渐发生改变。当由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民兵所构成的相互补充的武装组织的等级结构逐步形成后，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深入获得了成功。

这本回忆录重点刻画了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胜，并系统地介绍了师哲所经历的中苏往来关系的发展变化，其内容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所以生动、具体、可信；加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帮助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使其内容更加翔实、准确、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