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是探索史学发展新路的连续出版物，已出版三卷。本卷旨在对“约定俗成”、业已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近代知识进行审视：近代知识如何“约定”？如何“俗成”？这类约定俗成在近代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是如何发生的？具体而言，本卷涉及三个有关近代知识的问题，第一，“近代知识”是以何种方式被叙述或呈现的？第二，“传统知识”在面对“近代知识”时，作出了何种自我变通？第三，当一种制度、概念、生活方式或改头换面、或原封不动（此种情形仅限于“器物”层次）地被接受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便成为人们思想观念里、或者是社会生活中的新“传统”。这些新传统是如何形成的？收入本卷的9篇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了考察。

本书收录梁启超在光绪壬寅（1902年）前后提倡“新史学”、“史界革命”时期的史学著述四种，即《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地理大势论》。此次整理，本着兼顾原刊本及校录本的原则，按照四种著述的具体版本情况选择底本： 《中国史叙论》内分八节，原载1901年9月3日、13日出版的《清议报》第90、91册，后收入多种《饮冰室文集》，并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其中，署名“下河边半五郎”编辑并发行的《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东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版）所载版本，时代较早，且经过校勘，较为可靠。本次校订，以下河边半五郎《饮冰室文集类编》为底本，参校《清议报》及《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本。 《新史学》共六篇，最初分刊于1902年2月至11月《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号，后收入多种《饮冰室文集》，并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此次校点，以下河边半五郎《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所载为底本，参校《新民丛报》及《饮冰室合集》本。各篇次序，按《合集》本排列。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原拟分十六章，1902年大体完成第一至六章，分刊该年3至12月《新民丛报》第3、4、5、7、9、12、16、18、21、22各号；1904年补写第八章，续载于同年9至12月《新民丛报》第53、54、55、58号。因此，1903-04年间所出各种《饮冰室文集》（包括下河边半五郎《饮冰室文集类编》）都仅收录前六章，1905年广智书局出版《（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始收全，《饮冰室合集》录入《文集》之七。1925年，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发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为该部著作首个单行本，但多有讹漏。此次校点，以《新民丛报》所载为底本，以《（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所录为参校本。 《中国地理大势论》，原载1902年4至6月《新民丛报》第6、8、9号，后收入多种《饮冰室文集》，《饮冰室合集》收入《文集》之十。本次校订，以下河边半五郎《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所载为底本，参校《新民丛报》及《饮冰室合集》本。 具体校订凡例如下： 1、底本无误者，参校本有异同，一般亦不出校记。 2、底本及参校本皆误者，直接在文中修正：拟改之字以［　］表示，拟增之字以【　】表示，衍字以｛　｝表示。明显错字、借字，如“已”、“己”、“巳”混用，“很”作“狠”，“著”作“箸”之类，径行在文中改正。 3、参考底本所用标点、句读，转换为现行标点符号；繁体字、异体字改为简化字。 4、梁氏征引前人著作，或转引他书，或仅凭记忆，或隐括大意，与原著字句往往相异。为存梁氏著作风格，除非影响文义或出现知识性错误之处，其他引文与原书字句出入者，一般不加校改。

本卷包含以下论文：赵刚《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建构——以《皇朝文献通考：舆地考、四裔考、象纬考》的几个问题为中心》，张世明《拆穿西洋镜：外国人对于清代法律形象的建构》，杨念群《清朝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从地方官对乾隆帝一份谕旨的执行力说起》，胡恒《清代佐杂的新动向与乡村治理的实际——质疑“皇权不下县”》，赵丙祥《“内家”与“外家” ——中国“身体社会”之变化，以张三丰神话为例》等。

二战以后的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又称“社会史”）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或称“克莱奥学派”[Cliometri-cians]）等，其中年鉴学派影响最大。到了70年代后期，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取代“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为了区别以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 )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史,1989年美国杰出的女历史学家林·亨特（卿nn Hunt，1945-）在《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中首次将这种史学流派称为“新文化史”。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新史学（政治史一社会史一新文化史）成为主流以后，传统史学并未寿终正寝，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与新史学相抗衡，只是大势已去而已。 二战以后的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等，其中年鉴学派影响最大。到了70年代后期，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取代“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

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唯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作者新刊长序，收入其近十年的反思，趋向更加圆融的历史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