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醴陵国民党的政权建设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要解决长期军阀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二是要应付1920年代兴起的共产党苏维埃运动。为此，国民党企图通过两条渠道来达到国家权力的下移。在制度层面上，它构建了区的组织、乡的建制。同时，为加强对农村基层的层层控制，又建立了形式多样的防匪组织。清乡队、团防队、保安团、守望队、常备队等组织，都是想在区、乡建制基础上进一步使基层控制的野心。困扰国民党的是，它无法解决保甲制与乡民自治两者之间的紧张。 　　1949年醴陵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政权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为了对农民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就需要进行乡村社会的动员和重建工作。开始，通过征粮支前、双减反霸、减租退押等运动，打破了旧有乡村中的传统势，保甲制衰亡了。之后，党进行了民主建政和划乡建政。这样，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贫雇农分子发动起来了，乡村社会旧有的宗族、家庭社会文化网络被瓦解，国家权力下移到了乡村。 　　“组织起来”，是要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来引导、组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互助运动发展进程中，国家实际已面临着上级政策如何同基层相结合的问题。醴陵县互助运动较为清晰具体地呈现了地主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国家力量下移的不同思量。从它的实际发展看，国家通过党员规模的扩大、党支部的监控、基层干部工作队等渠道，逐渐在宣传的话语优势、互助组长人选的择定、互助组织的功能定位、互助运动的发展方向等方面，取得了领导权。

《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首辑的关注焦点在1950年代。1950年代，是中国大陆新旧政权更替之后的最初时期。此一时期历史的基本特征，可用“改造”一言以蔽之。新政权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颠覆原有架构和体系，建立起迥异于以往之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确立了新意识形态的法定地位，并对社会实施改造，直至干预和渗透社会生活和国民心理。其“改造”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可谓“地覆天翻”。本辑诸篇论文即对新政权下的多方面改造，作了扎实的实证研究和深入探讨。

《亲历现代中国》，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主编的口述史著作。 20世纪这100年是中国城乡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0年。在整个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中国社会其实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断裂，而仍然体现出一种延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延续是通过生活在中国社会，而又跨越了不同时代的人的延续表现出来的。 本书记录的就是这样一段埋藏在普通人记忆中的城市生活历史。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以及默默无闻的街道中，这些平凡的小人物或随波逐流，或起身反抗，这里没有英雄史诗般的传奇，也没有置身政治和生活旋涡之中的紧张和激动，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恒常。但这恒常中蕴含的何尝不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轨迹？

《曲折发展的岁月(1949-1976年的中国)》叙述、论析的是l956年9月至1966年5月，共和国十年曲折复杂的发展史。它凝聚历史风云，对于八大路线、反右派运动的发动、两次郑州会议的纠“左”、庐山会议的逆转、军队里的反彭黄反谭政斗争、三年经济困难、五年国民经济调整和党内外政治关系的调整、国际“反修”和国内“防修”的演变、党内矛盾特别是上层矛盾的发展、“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共和国60年，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又有曲折发展的岁月。 该书文笔简练生动，形式活泼新颖，并富于理性思考，对这段复杂历史的内在发展规律挖掘得很深，史论结合得当。这部书既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又有相当引人入胜的可读性。

在中国断代史的研究中，清史、民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公认。相应的专业教学与研究人员、机构与学术团体、刊物和各种出版品等，都被视作中国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史学界普遍认为，目前对于清史、民国史研究有很大的投入，而对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即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其处境要困难得多。如档案史料的开放与研究课题选择的限制，申请研究经费的困难，出版发表论著往往要通过特定的审查。甚至在史学界（包 括文史档案工作部门）还有不少人，实际上不承认对当代中国史进行相对独立的专门研究的必要性，看不到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已经具备学术和现实意义上的可行性。　　但是，当代中国史作为相对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的重要性，又是不容置疑的。应当看到，新中国成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当代中国的各主要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主要领域，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对外交往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迁，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不相同。与此相应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已经形成了其自身的基本资料文献。各级档案部门已经整理和开放了1949年之后的大量藏档，已经有多种当代中国史的多卷本专题资料文献问世，如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各专门领域的档案文献选编。近二十年来，各地、各行业、各部门编撰的志书，其下限一般都延伸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各主要图书馆，1949年之后的各种报刊杂志保存完好，查阅方便。再从对外学术交流来看，整个20世纪下半叶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诸领域的重大问题，在国外都有人从事过专门研究。国外不少著名大学都设有关于当代中国的专门研究机构，进行着不少的研究项目，出版了有分量的著作，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更是西方学者二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由于缺乏研究基础，中国大陆学者在不少问题上很难与国外学者进行对话。再从学理上看，当代中国史有很强的现实性、政治性、政策性，对不同学科专业方法的借鉴有更大的需要。这就更需要其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从而促成其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同仁，应当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更多地投入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应当看到，多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的学科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国内高校已经单独设有当代中国史学科点，培养博士生、硕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当代中国史研究会编辑出版有专门的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大型丛书《当代中国》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当代中国编年》1949年卷已经问世;当代中国史研究年会每年举办，当代中国研究国际论坛隔年举办。　　复旦史学专刊之所以要收入这本专题论集《1950年代的中国》，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推动相应的学术交流。事实上，复旦大学历史系较早开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专业课程，修课学生来自人文和社会科学，甚至理科与医科等专业。目前复旦大学历史系以及经济、政治、法律、管理、社会等专业的相当部分学者近年来的研究工作已经转向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不少学者都发表有关于当代中国史的论著，其中有的成果还获得省部级奖。如历史系每年都有数名硕士生、博士生选择当代中国史领域的学位论文题目，其中已有多篇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历史系资料室、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都有相当数量的当代中国史专业期刊和藏书。上海市档案馆对于1949年以后的档案已有较大程度的开放。在历史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已经设立了基础课“当代中国史专题研究”、“当代中国史史料学”、“当代中国史方法”;学位专业课则包括了当代中国的行政区划、政治制度沿革、经济、金融、社会、科教、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上海、台湾、香港等地区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的方志与地方文献、档案文献等。这些构成了新近复旦大学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单独设立“当代中国史”专业博士点的基础。另外，上海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呼唤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和上海的历史有独立全面的专业研究，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换言之，在教学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当代中国史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专业方向。　　但是，在深入推进当代中国史的个案研究方面，在努力推进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方面，我们感到有必要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其中，就重点研究的时段而言，“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我们认为首先要从自1949年起的一些基本问题做起。因此，当200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商讨共同发起和举办关于当代中国史的学术会议的主题时，双方一致同意了“1950年代的中国”这个题目。这就是2004年8月14—15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主办主题为“1950年代的中国”的学术讨论会的主要缘由。这也是在国内首次召开的有关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专题研究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的高校、研究机构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涉及外交、经济、金融、文化、教育、社会以及人物研究等领域，可以说是对多年来研究成果的较为集中的展示，也对如何推进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作了探讨。而目前收入这本专题文集的16篇论文，均在那次会议上进行过宣读、评议、讨论，尔后各位作者又进行了补充润改。我们希望，这些文稿的结集出版，能够引起诸多学者同仁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有关问题的关注和投入，能够促进当代中国史研究条件的进一步改善。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沈志华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研究大量苏联历史档案，并将研究成果借由演讲的形式，用生动的语言展现给更多关注历史的人。本书即是作者近些年来十场精彩演讲、报告的合集，包括中苏结盟、中苏交恶的过程和原因、朝鲜战争的起源、苏联解体和苏共执政七十四年留下的历 史启示等广大读者关注的内容，是作者数十年心血和冷战研究的精华。 编辑推荐： 1. 华东师大著名历史学者沈志华教授第一部演讲录，二十年研究精华，一本普及，畅快淋漓 2. 本书通过扎实的档案史料研究，为您揭示20世纪东亚大国之间的波谲云诡，沧桑浮沉——朝鲜战争中中国为何出兵？该如何评价？苏联七十四年历史，为何错失三次改革机会，一夜解体？中国与苏联是如何结盟的，又为何走向破裂？为何中苏关系好的时候像兄弟，不好的时候像仇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