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尝试着提出一个“儒学地域化”的解释体系，通过研究儒学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的思想资源这一复杂的过程，展示了不同的儒学形态对近代知识分子言行的影响，这项研究不是对个别思想家脉络的追踪，也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是突破了以往近代史解释的日有框架，试图借用新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从而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解。“儒学地域化”体系的提出可能会引起讨论和争议，但本书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本卷包含以下论文：赵刚《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建构——以《皇朝文献通考：舆地考、四裔考、象纬考》的几个问题为中心》，张世明《拆穿西洋镜：外国人对于清代法律形象的建构》，杨念群《清朝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从地方官对乾隆帝一份谕旨的执行力说起》，胡恒《清代佐杂的新动向与乡村治理的实际——质疑“皇权不下县”》，赵丙祥《“内家”与“外家” ——中国“身体社会”之变化，以张三丰神话为例》等。

本书通过对西方各种史学思潮在中国史学界应用状况的全面反思，提出从跨学科的角度借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以拓展史学进境的新思路，荟萃了作者近二十年对此问题的持续思考，是史学界努力建立新研究范式的一次卓见成效的尝试。当代历史研究，在突破旧有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后，又亟待超越学科专业壁垒，建立起与当代思潮变动之间的关联，进而具有广阔的视野、通达的问题意识及超越局部事件的洞察力。

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唯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作者新刊长序，收入其近十年的反思，趋向更加圆融的历史叙事。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以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法，通过数十幅相互衔接的场景，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的另一个历史侧面。在这些场景中活动的人物既有西医传教士、助产士和社会改革者，亦活跃着坐堂中医、顶香看病人和走方行医者，还有各类政治家和赤脚医生的身影。本书力求在一种“情境化写作”的状态中充分展示近现代政治演变与传统医疗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

中国社会变化并不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种单向流动的态势所能单独决定的，而是上层政治经济与基层“地方性”反复博弈互动的结果。在西方影响下的上层制度无疑对地方社会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地方社会完全采取被动的姿态，以无法抵抗的无奈形式加以盲从和接受。上层政治制度的形成有时也会在吸收地方传统的意义上调整自己的策略，使之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历史证明，中国近代许多历史态势的形成，都是上层与下层反复拉锯式博弈的结果。可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只是从单向上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而没有把这种动态的复杂性纳入自己的视野，甚至把对传统“政治史”研究的不满直接转换成对下层的研究态度，而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搞明白上层社会的政治运作，也同样很难理解下层社会得以具有所谓“地方性”的缘由。这就是我想重提政治史研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