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已多次详细描述过太平天国叛乱期间（1850-1864年）华尔与戈登所部常胜军传奇般的业绩。然而时至今日，很少有人将这支外国人纺率的部队置于由中国传统、晚清社会和政治制度、中西关系与中国军事改革构筑而成的宏大历史框架之中。本书在这种更为广阔、更为意味深长的历史进程里考察常胜军，它空前详尽地论述了该军的起源、发展、组织、管理与成就。 中国近代史教授理查德·史密斯深入研究了中西双方的文献记录，从而对关于中国19世纪动乱时期内西方人作用问题的若干常见论点提出异议。他发现了隐藏于“合作政策”融洽表象背后的各国间的竞争和阴谋，发现了支撑西方官员军事援助中国的复杂动机，还发现了人们想象里虚弱而屈从的清政府，如何出人意料地成功抗御了外国压力、控制了“蛮夷”雇佣兵并使西方人不知不觉地顺从于中国人的意图。 作者对中国行政事务中的外国援助问题进行了有启迪的实证研究，运用比较方法，考察出常胜军不但与帝国海关总署和李泰国——阿斯本海军纵队等其他中——外联合机构有关，而且与通常为“勇营”的“临时”中国军队这类土造的制度改革的产物相联系。此外，他还将中国雇佣外国人一事置于漫长历史演进的过程与文化交叉的背景之中来考察。 这些比较研究表明常胜军在很大程度上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它是中国传统的产物，是独特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反映。常胜军的历史从诸多方面微观地反映出自太平天国时期至中日战争（1894-1895）期间，得到西方协助的中国军事改革所经历的极度痛苦与种种挫折。

中国近300年的历史，18世纪相对来说不太受重视，学者们更关注的是19世纪的变革和20世纪的革命。另外学者们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评价也不高，认为这是个腐败奢靡、文化停滞的时期。而这本由两位美国女学者撰写的著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们认为“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 本书的核心观点强调，18世纪中国社会的活力体现在向边远地区大量移民，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商品化、城市化以及社会和物质流动的加强有助于松动原来固定的社会地位，并使社会分层更加多元化”。另外这一时期学术上的成就为中国近代的各门学术奠定了基础，商人的往来活动以及他们扶植培育的城市文化也有助于清帝国的统一和整合。

戊戌（1898）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清德宗「籲懇慈恩訓政」諭的頒布，形同開啟慈禧近半世紀柄政歲月中的第三次垂簾。綜觀西后三度垂簾（或訓政）之發展，幾乎皆是一段她在運用派系，與抑揚派系間，達到個人集權目的之歷程。而且，相較於前兩回垂簾，第三次訓政在權力集中效果上更為徹底。然而，慈禧個人權勢的迭創高峰，反襯的卻是晚清派系結構的沈淪，最終亦斷送有清一代。 事實上，清代後期政治派系運作之再起與變異，幾乎與慈禧擴權之歷程相重疊。不同的是，西后之權力，隨逐次利用派系對立格局，而開創自身操弄空間，愈趨攀升﹔相對地，原於太平軍之役後，因滿洲親貴與漢士大夫集團在政治運作上，漸見合流，而呈現多元發展之派系結構，卻於慈禧權力扶搖而上的同時，面臨土崩瓦解。晚清政局雖因此而又見權力集中之趨向，實際上卻是愈見孤立之滿洲親貴最後的虛幻榮景，而清室天下亦於不久後宣告終結。 無疑地，晚清政治派系活動之重振，與清廷為因應太平軍之役，而不得不進行之權力釋放，息息相關。派系之競爭，雖向來多為負面論述之題材，實亦有其正面功能。當人主可居於制高點，而掌握派系間之互動平衡時，則此一政治現實，未必不能使最高領導人更全面地吸收決策資訊，從中形成更見穩妥之決策模式，維持決策品質。在君主專制政體中，此一情形尤為明顯。以同治朝為例，儘管南北壁壘漸自明晰，恭、醇兩王之路線分立方興未艾，而歷如同治五年（1866）同文館擴大取才，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之交鋒，卻能創造後世史家所稱「中興」之世。「大亂初夷，群有致治之望」，洵非妄論。究其因，當時垂簾之兩宮－尤其實柄其權之西后－未逾人主尺度，而能收並取之用，應為重要因素。 然而同治朝之所以相對有成，亦正反襯光緒初年起，政爭所以漸趨激烈，而中興之望，漸去漸遠之底因。自光緒三年（1875）北派領袖李鴻藻丁憂，而南派領袖沈桂芬於恭王支持下援引門生王文韶入樞，一改南北平衡之局起，政見之爭，乃漸變質為純權力之爭，派系圍繞權力徵逐之根本矛盾，乃告圖窮匕見。尤其滿洲親貴集團中，恭、醇二王對立之表面化，更添問題之複雜性。如此赤裸之權力爭鬥，終令亦有其更大權力企圖之最高統治者，得以藉之操縱以逞其私願。晚清政治情勢，亦由此走上狹路。新局面之主角，以是歸於慈禧皇太后。 然光緒十年（1884）罷用恭王後，慈禧之專權固大為提升，但另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長成之德宗終須接掌政權—已擋在前方，遂使西后專權之路似不可能愈走愈寬。以下，則光緒結合以乃師翁同龢為首之新一代南派精英，圖為最終實現完整帝權之基本勢力，遂不可避免地將政局推向另一更為激烈之派系競逐階段。南派基於崇隆德宗，間取擴大派系權力版圖之連串作為，尤其以對李鴻章為首之淮系北洋所進行之壓縮，終令光緒親政前之各股勢力，舉凡淮系、醇系，與實力雖不之前勝，但終令猶有餘韻之北派，漸向應已退居二線，但影響力仍在之西后靠攏。經歷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之連番攻防，帝后黨立，終告難挽。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間之連串內外紛擾，國勢日蹙，由帝后黨爭之線索觀，幾皆成派系權力抗衡之動線。較諸后黨，實力基礎相對不固之帝黨種種試圖一翻劣勢之派系結構調整，與藉變法力挽頹局之掙扎，畢竟指向光緒二十四年（1898）之戊戌政變，終而成就慈禧個人於前更勝之權力高峰。 后黨在戊戌（1898）政潮中，最終以零和式結局宣告得來的勝利，也徹底改變同、光兩朝延續逾三十年之派系結構。做為漢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黨爭中之消融與崩解，也使戊戌（1898）八月後之權力結構中，漢官僚之決策影響力，掉落到1860年代以來之最低點。滿洲親貴集團之重新抬頭，使彼輩試圖以最迅速有效之方式，重掌絕對主動，以充分抑制漢人勢力。由光緒二十四（1898）至二十六年（1900）間，「廢立」與「排外」兩大課題，誠即彼輩落實政治目標之具體作為。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背景，實亦肇於焉。 只是，經過戊戌（1898）至辛丑（1901）之一段曲折，中國近代將臨巨變之伏筆，亦埋於焉。本文透過對派系分合所進行之分析，實亦欲對清政權所以崩亡，提出另種觀察角度。以此，則以下兩點，或可為本文作結。 首先，袁世凱繼續穩控北洋新建陸軍，並在榮祿以軍權掌握布局主動之結構中，穩步向上的走法，已將彼置於他日接收榮祿所有權力基礎，乃至清政權最終資產之有利地位。此種現實，不因光、宣之交，袁氏因滿洲親貴之疑慮去位而消散，反而於三年後以不得不重用袁氏而證明其難以動搖。事實上，即令於袁氏開缺回籍期間，新建陸軍之領導層仍難更易，袁系要角，如徐世昌、楊士驤、楊士琦、張勳、段芝貴等，仍各據要津，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之親貴集團不敢輕言黜動，亦可見端倪。他日袁氏得居接收清政權與革命派草創成果之有利地位，未始非早植根於帝后黨爭前後之派系布局與資源分配。而一以實力及軍政資源為取得權力唯一可靠條件之政治人物，居清政權終結後，領袖群倫之地位，也預示體制全面成長之艱難，與政局之不免多事。 其次，回顧時值世紀交替之晚清政局，筆者不能不深感歷三十餘載之派系參商，於清廷之最大傷害，實在漢士大夫集團之淪落凋零。以歷代政局觀之，士大夫因理念、立場，甚或政治利益而介入黨爭，幾乎無朝無之，晚清亦不過其中一例。然而，士大夫之行事，畢竟有其門風與讀書人之基本原則，固不能不為黨同伐異而有所為，卻也總能因清流自許而有所不為。因此，以士大夫為主流之派系角力，大抵再如何激烈，亦不致形成國運之隆替。但晚清三十餘年之派系鬥爭，最傷根本者，莫如都推漢士大夫於第一線，而迭經傾軋耗損，至清季末葉之此時，士大夫階層做為一股勢力，幾已完全由政局中退潮矣。此不啻令此下十餘年之政局走勢中，全以最赤裸之軍、經資源構建權力營壘之政治人物，與看似當道，實益孤立之滿洲親貴為主流，而盡失一股制衡力量。少壯知識菁英，無論革命派或立憲派，更大地流向體制外，尋求改變現勢之途徑，遂漸成風潮。一旦彼輩漸得庶民階層，尤其地主、縉紳階級之同情與呼應，則滿洲政權便臨末日矣。

《大义觉迷录》是一部奇书！它是怎样的一部奇书？有离奇的故事吗？没有。有精彩飞扬的文学吗？没有。有曲折的故事吗？没有。有高深的哲理吗？也没有。严格说，这并不是一部真正的有棱有角的书，它只是一个档案卷宗，一桩谋反案的卷宗。 一个档案卷宗，何奇之有？它奇就奇在这个档案卷宗，是清朝盛世雍正皇帝自编纂的为自己鸣冤的自白书。请听雍正自己怎么说的？雍正说： 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 皇帝鸣冤，剖示心迹，告谕臣民，此第一奇也。 众所周知，雍正皇帝是康熙皇帝的第四皇子，名允禛，他不该得皇位。康熙晚年两度废皇太子允礽，形成皇储斗争。雍正机权干略，高人一筹，他收拾掉了允祀、允（礻题）、允（礻唐）等几个争皇位的兄弟，才登上了宝座，乾纲独断，刚毅戾深，蜂目豺声，是标准版的秦始皇第二。史称秦始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被骂为“贪于权势至如此”。（《史记·秦始皇本纪》）。雍正皇帝朝乾夕惕，批鉴奏章，事无巨细，大权独揽，比起秦始皇有过之而不及。雍正帝留下的满汉文朱批谕旨有几千万字，平均每天下笔七八千言，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实实在在是累死的。当然这也是“贪于权势至如此”，不免落下骂名。雍正是一个改革的皇帝，即位伊始，雷厉风行，清查钱粮，改革积弊，耗羡归公，惩贪追赃，实行养廉银制度，摊丁入亩，打击不法绅衿，得罪了不少的人。雍正当世就落下骂名，被舆论说成是篡逆的伪君，不讲人伦的畜类，是一个凶残不仁的暴君。湖南落榜秀才曾静归纳条理成十大罪：害父、逼母、弑史、屠弟、贪财、好杀、酗洒、淫色、诛忠、任佞。又说，满人夷狄，入主中原，得统不正，导致天怒人怨，天崩地塌，灾害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之曾静上书岳钟琪，策动造反，推翻清朝。曾静还说五星聚，黄河清，合该轮到他做皇帝。这是该当凌迟处斩、灭宗灭族的大逆之罪。雍正乾断结案，说什么曾静不是主犯，乃是上当受骗，可以赦免，揪出死了近半个世纪的浙江吕留良做垫背，说吕留良著书立说害死人，才是真正的罪魁。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满门抄斩。这桩由曾静造反案引出吕留良文字狱案，合称曾吕案，经过四年专案调查审讯，处理结果重吕轻曾，震骇王公大臣和天下臣民，雍正自称为“出奇料理”。真是帝王断案，与众不同，赦了主犯，灭门死人，此第二奇也。 秦始皇统一思想，焚书坑儒。雍正统一思想，搞全国运动，称为“观风整俗”。曾静谋反，著书立说，骂得雍正狗血淋头，雍正不怒不恼，说什么要对曾静实行思想改造，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死刑重犯，可以看中枢机密文件。审案不用刑逼，坚持说理，要求罪犯写检讨。皇恩沐浴，曾静在灵魂深处开刀，果然奇效，“昔日为禽兽，今日转人胎”，一个灭族重犯，居然脱胎换骨，成为吃皇粮的观风整俗的宣传人员。批判洗脑，必造灵魂，雍正特创，此第三奇也。 雍正自信，认为大义觉迷，真理化人，“无物不可化诲”。谋反谰言，不实之词，不必隐讳，布告天下，全国批判，可以化毒草为肥料。雍正特谕说： 着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联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官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内容包括，雍正皇帝的十道上谕，曾静以罪犯被审讯的口供形式写出的检讨和读书体会，反映了这个造反重犯思想改造的全过程和改过方法，附录曾静的忏悔书《归仁说》。全书四卷，约十二万言。题名之义，上谕称：“特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理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法。”即用纲常伦理之大义，君臣之伦的天理，去排除无礼义无廉耻之锢蔽，觉无父无君之愚蒙。通过刊布《大义觉迷录》，在全国范围宣讲，开展观风整俗的思想教育运动，以使大清之民，拥护清朝统治。这也是亘古以来未有，雍正皇帝的独家发明。此第四奇也。 雍正驾崩，儿子乾隆即位，还没有改年号，不到两个月，一切又翻了过来。乾隆圣谕，着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下令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此第五奇也。 综上所述，《大义觉迷录》有五奇：皇帝受谤，自白辩诬，一奇；赦免造反重犯，拉个死人灭门，二奇；改造极刑重犯，脱胎换骨做新人，三奇；刊布谋反档案，开展批判运动，四奇；老子编的宝书，全国士子必读，儿子谕令禁毁，五奇。有些五奇，亘古罕闻，还不是一部奇书么？ 雍正是一个临近近代门坎的封建皇帝，又是一个大有为之君。中国历史上有三大治世和盛世，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之治”。三大盛世以清代“康乾之治”最为持久。“康乾之治”实际上经历了三代皇帝，即康熙、雍正、乾隆。因此正确地完整地说，应称“康雍乾之治”。 康熙帝六十一年，雍正帝十三年，乾隆帝六十年，合计一百三十四年，恰好占有大清朝一代立国二百六十八年（1644—1911）之半，持续了一个世纪又三分之一世纪，如此长久承平，可谓盛况空前。清代盛世，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版图最大，奠定了中国今日之疆域和民族大家庭，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雍正改革，承先启后，在康雍乾三帝中，执政最短而成绩最大。雍正处理政务，独出心裁，“出奇料理”曾吕案就是一个显例。康熙末国库储银才八百万两，雍正五年国库储银达五千万两。即此一端，可见政绩非凡，真是奇绝妙绝。 在政治斗争中，没有仁义可言。雍正夺嫡，是皇家自己家门事，当然事关国体，论其中曲直是非，要切在国计民生上。民间传说，野史小说，大都贬斥雍正，最集中的是说他“改诏夺位”、“骨肉相残”、“不得善终”三大恶名。雍正不是样样都好，对待政敌残暴不仁，这正是他的成功秘诀，在朕即国家的时代，何可苛责，天下乌鸦均是一般黑。阿其那、塞思黑上台，未必对雍正就有仁慈之举。政治斗争如同战场厮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哪有温良恭俭让可言。帝王的历史定评，最终要落实在兴国仁民这四字上。历史不诬古人。本书解读雍正皇帝的自白，领略他的治国手段、战斗奇招与帝王之术，可以增长见识，启迪思维，促进成熟，冷眼看世事，是很有意义的。雍正好与人斗，其乐无穷，总是手握胜券，其战斗艺术，令人拍案惊奇。雍正称思想改造为“大义觉迷”，本书提供了鲜活的榜样，将使你无尽叹惋！本书半文半白，不难读懂。人们看一看雍正是如何批判一个走火入魔的古代知识分子，读一读这个脱了胎换了骨的书呆子的检讨、体会，即审讯口供挺有意思。我们深信这本记录一件全国大案、要案的实录，是能引人入胜的，颇能启迪思维的。本书最积极的部分，是雍正皇帝辩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合法，宣扬民族大家庭的第一道特谕。这道特谕做了全文串释，意义在此。

本书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专著。罗友枝做出了我们能够期待一部优秀学术著作所能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给出大胆的概念和论点，同时为未来几代研究者提供坚实的基础研究。 本书提出的问题很吸引人，也很重要。通过艰苦的档案搜集工作，罗友枝发掘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资料，这使她的著作成为研究清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满族宫廷的公开和非公开礼仪的珍贵手册。罗友枝的专著是一个里程碑，代表了研究中国的新历史学的开端：本书是对远比我们以往所知更为复杂的和更具文化多元性的帝制中国的精深研究。

《乾隆十三年》所述即其第一个阶段，乾隆朝前十三年的历史。当时朝廷如何感受若干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提出跨时代有创意的发展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一脉相承），如何作出欧洲式的“现代反应”（如加强政府），以及打算“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都是《乾隆十三年》的重要内容。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乾隆初年曾有预言“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果然这一年就发生了许多不尽人意之事，从家庭到朝廷，从财政到经济，从政治到战争，也连带引发了政策的全面“收敛”，好像许多事都做错了，俨然成了一个失败的记录。检讨这些，也是《乾隆十三年》的内容之一。可以说，它为大家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