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比阿伦特更了解：20世纪的道德大崩溃，不是由于人的无知或邪恶，未能辨别道德“真相”，而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可能做出的事情。道德需要重建，而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本书收录的文章，主要是艾希曼事件之后，阿伦特对于“平庸之恶”的回应，以及对纳粹犹太屠杀的评论。在这些文章中，阿伦特深入探讨了与平庸之恶相关的政治与道德问题，如“极权统治下的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思考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等。“过去不再启示未来，人心在昏暗之中徘徊”，在人心无所依傍的时代，阿伦特犀利的视角和关切，为我们思考个人处境和选择立场提供了富有启迪的抓手。 本书是《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首收中研院研究员蔡英文专文导读：阿伦特为文一向关注现实的政治与道德的重大议题，文章的肌理糅合了冷静之概念分析与思辨的热情，因而带有相当大的思想激励。

Marshall Berman's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is widely acclaim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books on modernity. A kaleidoscopic journey into the experiences of modernization, the dizzying social changes that swept millions of people into the capitalist world, it dexterously interweaves an exploration of modernism in art, literature, and architecture. --This text refers to an out of print or unavailable edition of this title.

现代的社会是个“公民社会”，而“公民的概念，就西方史学而言，实与“市民”密不可分。在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共同体的出现，在韦伯看来，无疑是其中最具关键性的转捩点。然而，此一共同体得以形成，却又是奠基在与传统束缚——包括氏族的羁绊、外来政治支配等——的决裂上。韦伯用“非正当性的支配”来形容西方的城市，正是为了凸现出这些城市共同体支配权力的自主性，以及其权力来源之挣脱传统的“篡夺性”。这样一个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有意了解现代公民社会的读者不得不掌握的背景知识。 　　 本书原为韦伯《经济与社会》一书第2卷第9章“支配社会学”的第7节。原标题为：“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以与前六节所讨论的“正当性的支配”作一对比。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将前六节列入《支配社会学》一书，此节则单独成为本书。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简介： 在这本重要的理论著作中，作者从一种全新的、富有启发性的角度阐释了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制度变革。他认为，在世纪终结之时，我们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时期，而是进入了“盛期现代性”时期。在这一时期，现代性的后果变得前所未有地激剧和普遍化。由此，他更现实地考察了许多人备加褒扬的现代性的各种严重后果，并且探讨了人类在这些问题面前的出路。无论是对于专业学者，还是对于一般读者，本书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导读： 本书对于现代性的本质及其与传统社会形式的特殊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相当吸引人的视角。吉登斯以一种杰出的方式，吸收了自古典社会学家以来的社会思想传统，并且让不同的理论家们作为对手相互竞争，从而确立自己的观点。他的理论不仅建立在整个传统之上，而且建立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之上。 ——赫伯特·林登伯格 结　语 最后，让我对这本书的论题作一个简要概述。首先，在工业化社会中，某种程度上在整个世界中，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它摆脱了传统中的稳定关系的支撑，而且，也丧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显得如此固定的（对于“内部”和外部的人均是如此的）“优越地位”：西方的统治。尽管现代性的组织者在寻找某种确定性去取代从前确立的教条，现代性还是有效地融入了制度化了的怀疑精神。在现代性条件下，所有的知识，自身都是循环性的，尽管“循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含义有所不同。在前者，它考虑的是这样的事实，即科学是纯粹的方法，所以“业已接受的知识”的所有基本形式原则上都是可以被抛弃的。社会科学假定了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循环，它们对现代制度来说是极其关键的。社会科学创造的所有知识，原则上都是可修正的；并且，当它们循环性地往来于它们所描述的环境时，实际上它已经是“修正”过的知识了。 现代性内在就是全球化的，而且这种现象的不确定后果与它的反思特性彼此循环，构成了一种由事件组成的领域，在其中风险和伤害有着独特的品质。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它们在地方和全球两极所发生的变迁的复杂辩证法中，把个人同大规模的系统联结起来。许多经常贴着后现代性标签的现象，实际上关系到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经验，在那里在场和缺场以历史性的独特方式交融在一起。进步变得空洞无物，而现代性的循环却生了根。而且，从侧面来看，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每天摄入的信息量有的时候简直就势不可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碎化及其消解于无中心的“符号世界”。在存在着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因而麻烦不断的背景下，这同时既是主体转变也是全球社会组织转变的过程。 现代性内在地是指向未来的，它以如此方式去指向“未来”，以至于“未来”的形象本身成了反事实性的模型。尽管也可以有别的理由，但我仍然以此作为乌托邦现实主义概念的基础。期待未来本身成了现在的一部分，因而它与未来将怎样发展重新关联在一起；乌托邦现实主义将“打开窗口”以迎接未来，并与正运作着的制度化倾向连接起来，正是由于这种倾向，政治的未来才内在地是在场的。这里我们再次回到本书以此开篇的时间问题上。就最初提到的作为现代性的动力基础的三个基本部分而论，一个后现代世界可能会像什么？因为，如果有一天，现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超越了，那么它们也就有必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作为结论，只须对此略加评论就够了。 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理想，与现代性的反思性与短暂性二者，都是对立的。乌托邦的预期对事务的未来状态划定了一条底线，这条底线阻断了现代性的无穷无尽的开放特性。在一个后现代世界，时间和空间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再也不用听命于历史性了，很难说它是否暗含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宗教复活，但可以想像，将会有一种关于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稳定性，它会令人回忆起传统的某些特征。这种稳定性反过来提供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由于意识到社会的普遍性是受制于人类对它的控制力，这种安全感再度加强了。这将不会是一个“向外崩溃”并变成分散的组织的社会，但毫无疑问，它将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将地方和全球交织在一起。这样一个世界将包括时间和空间的重组吗？似乎有这样的可能。然而，考虑到诸多不同的反应，我们应该切断乌托邦的沉思与乌托邦的现实主义之间的联系。但是，同本书这种类型的研究相比，它应该是下一步的工作了。

阿诺德去世时，已被公认为维多利亚英国的文化主将；《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成为传世之作，是因为阿诺德在介入具体论争时所表现的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因为他在英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无法绕过去的重大问题，也因为他发明的不少标语式词语早已进入核心英语，成为英语世界受教育者的常识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