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的制定》主要内容：迪克西特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强调，许多国家的贸易政策与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建议相差很远，如果不将政治纳入分析之中，我们难以理解期间的差异。对于其他经济政策而言，政治有同样的作用。 接着他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更好的方法，以理解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的作用。计划、实施以及监督一项交易的成本被证明是解释许多产业组织现象的核心，进而讨论了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政治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类似的交易成本，并说明了这些成本是如何影响不同制度和政策的运行的。 作者还利用该分析框架展开了—个内容发展极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利用美国的财政政策和关贸总协定(GATT)作为案例，来说明该分析框架，并表明了政策是如何偏离经济学家理想的效率标准的。同时，该方法也揭示了，一些看起来似乎没有效率的实践事实上在应付由于机会主义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成本时是十分有效的。

全书包括五大部分：一是总论，论述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起源，它与早期的组织学的关系，以及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创立。二是概念和应用，以比较经济组织的方法分析了可信的承诺、自发的和有意识管理的经济制度、公司融资和公司管理、再分配和效率等理论。三是组织理论，论述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的关系，精算和信用及经济组织等理论。四是公共政策，论述了理论的应用，包括反垄断的界限、策略和节约及经济组织，经济发展以及改革的制度和管理。五是展望交易成本经济学和组织学的进展。

All societies must deal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violence, and they do so in different ways. This book integrates the problem of violence into a larger social science and historical framework, showing how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ehavior are closely linked. Most societies, which we call natural states, limit violence by political manipulation of the economy to create privileged interests. These privileges limit the use of violence by powerful individuals, but doing so hinders bo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modern societies create open access to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foster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mpetition. The book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two types of social orders, why open access societies are both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more developed, and how some 25 countries have made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为什么瑞士和日本的山林公地能维持几个世纪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稳定，而土耳其的近海渔场却屡屡因过度捕捞而发生冲突？ 为什么菲律宾桑赫拉的农民能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公共灌溉系统，而美国加州政府却迟迟无法解决地下水的过度使用问题？ 面对哈丁的“公地悲剧”，一些人建议由“国家”对绝大多数自然资源实行控制，以防止它们的毁灭；另一些人则建议把这些自然资源私有化就能解决问题。但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是：无论国家还是市场，都未能成功地解决“公地悲剧”；反而是许多地方和社群中的人们，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对某些资源系统成功地实行了适度治理。 那么，对于一个地方和社群中互相依赖的公民而言，如何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自我组织和治理，从而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对此，本书通过对各种成败案例的实证考察，首次系统地总结了人们用以分析公共事物解决之道的理论模型，并从博弈的角度探索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资源的可能。

本书为经济学术译丛•当代制度分析前沿系列之一。其试图解释“国家”一开始是如何出现的，并试图描述那些在历史进程中使之成型的力量。作者大量地借助于产权理论工具，提出了一个观察国家的独特视角，对国家的诞生以及市制定型的力量进行了建模。建立国家源自保护的需求，专职保护者——统治者——是有效率的，亦是自利的。只有当个体创建了控制统治者的机制之后，才会配备统治者。有组织的保护所孳生出来的枝叶，就是法律体系和决策程序（包括投票）。因此，初始的“自然国”就会渐渐演进为一个法治国。国家通过对保护内容的界定而给个体赋予权力。然而，实施永非完备。人们还使用其他第三方——如企业来实施协议。实际生活中所选择的实施方法组合，决定了国家政策规模和国家特征。随着产品变的标准化，订约的规模经济也随之增加。我们认为，国家或通过条约或通过征服来扩张其合约实施疆域，以利用国内实施的规模经济。合约实施疆域的扩张需求，也解释了法治帝国的建立。

《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结构化:行动者、制度与环境》主要分析和理解形成制度和文化的主要的结构是如何构建的，制度和文化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文化是如何演变的。《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结构化:行动者、制度与环境》为《结构主义的视野》的再版，由原来的7篇论文加上新添加的4篇论文构成，共分为三大篇章，即第一篇理论基础；第二篇社会经济学——市场制度及其动力学；第三篇社会制度秩序与变迁。《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结构化:行动者、制度与环境》介绍了以汤姆·R.伯恩斯教授为主的社会学一个学派——“乌普萨拉学派”的理论：行动者-系统动态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