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本世纪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善的一部空前巨著，具有集大成性质。全书共分四编。甲编序说，总结和评述了近百年来，我国对回回族史的研究概况；乙编综述，是以时间为经的中国回回族史说概貌；丙编专论，是对综述的补充，它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展开了深入探讨；丁编传记，选取了从元代到当代共150名回族人的传略，展示了回回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贡献。本书在体例上，与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一样，二书可说是姊妹篇，本书的出版，必将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简明通史》径自商代说起，对于夏朝是不是奴隶社会这个目前尚在研究、探索的问题，则不去深究。明确提出了“成长”(秦汉时期)、“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继续发展”(五代宋元时期)和“衰老”(明清时期)等四个发展阶段。从一八四零年至一九四九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五四”运动把它划分为前期和后期。

中国近代回族穆斯林反清起义史料汇编。编者白寿彝。本书资料搜集广泛。 包括： (1)回族穆斯林自己关于反清斗争的记述。 (2)汉族学士的私人见闻笔录。 (3)官方文书或半官方文书有系统的记载。 (4)某些零散有价值的资料等。 全书共分4册，25开本，正文2074页，插图24幅。前两册是关于云南回民起义的资料，包括清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年间的几次起义。后两册是关于西北回民的起义。近代史上的西北回民起义，多是在同治、光绪年间(1875～1908)。因这次起义和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米喇印、丁国栋起义，以及乾隆四十六年(1781)和四十九年(1784)苏四十三、田五起义有密切关系，故该书把顺治、乾隆年间回民起义的记载，也选收了两篇放在第三册卷首。辑入本书的资料排列，按史事发生的先后，总叙在先，分述在后。史料都以原文照录。原来没有标点和分段的，一律加标点和分段。而且在每一种资料之前复都冠有简要的题记，说明主要内容、作者和版本。本书对研究中国近代回族穆斯林反清起义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书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种，1952年12月由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 白寿彝先生编纂的<回民起义>(4册,约200万字), 全书共4册,云南和西北各2册。云南部分是对《咸同滇变见闻录》的充实。西北部分是重新搜辑的。是建国初中国史学会主持编选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种.白先生于抗战时期即在云南致力于史料的搜求,建国后又进一步加以扩大和系统化.本文认为,此书的突出学术价值为:搜集文献丰富,种类齐全,除官书和奏议外,还有大量私人著述和方志、碑刻资料,编者并作了精审的考证;善于剔别旧记载的偏见和诬枉,保留其中有价值的成分.故此书出版后一向受到近代史和民族史研究者的重视

《谈史学遗产》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关于研究对象，作者从七个方面作了概括，即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并将其比喻为一个个“花圃”。这就是：中国史学上有关基本观点的遗产，包含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献学遗产；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厉史启蒙书方面的遗产。关于研究史学遗产的必要性。作者指出：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人们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自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激烈的批评后，直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古代史学始终处于不被重视以至被否定的地位。白寿彝先生在1961年撰写此文，这在当时不仅要有学术上的见识，而且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作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撰写的五篇文章，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即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

《中国通史纲要》是中国通史的古代史部分。全书共分十章。着重叙述自远古时代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清皇朝灭亡这段历史，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中国通史纲要》系统全面，精炼概括，要言不烦，简而有法，许多地方不囿成说，能根据新的材料和新的成果，大胆探索，提出自己的解释，从文字到内容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是一本较好的古代史教材。

这部历时二十年而最终完成的巨著，以其用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的鲜明性，以其内容极为宏富、探讨几千年中国历史各方面问题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以其编撰体裁的重大创新和科学性、时代性，获得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积一代之智慧”的巨著 白先生主编的这部《中国通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囊括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学术文化各个方面，全书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堪称是本世纪最大的史学工程之一。白先生从70年代后期起就酝酿编写《中国通史》，他曾多次出国访问而很有感触，深感编纂一部内容宏富，与我们悠久的文明和大国的地位相称，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通史》的必要，并且冀望这部通史要表达出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1979年正式提出设想并开始启动。白先生倡议和主持的这一大型项目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全国许多兄弟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支持。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诣高深的知名学者共襄盛举，他们之中有：王振铎、苏秉琦、徐喜辰、斯维至、杨钊、高敏、安作璋、何兹全、周一良、史念海、陈光崇、邓广铭、陈振、陈得芝、王毓铨、周远廉、章开沅、林增平、龚书铎、王桧林、邱汉生、刘家和、何绍庚等。由白先生和这些知名学者组成全书编委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担任了分卷主编，参加全书撰稿的学者共有 500余人。由白先生总揽全局，提出全书的总体设想和要求，并采取卓有成效的推动和组织措施，各分卷主编精心实施，有关的众多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工程，被学术界称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 多卷本《中国通史》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集中了一代人智慧而成的巨著。王毓铨先生为《中国通史》的完成写有两句贺诗：“积一代之智慧，备百世之长编”。前一句，中肯地讲出这部巨著的时代意义，它汇聚了史学界一代人的智慧，是集体的认识水平和研究成果的结晶。后一句，中肯地讲出其深远影响，由于这部巨著凝聚了一代人的心血，多少年之后人们若要深入地研究或重新编著中国通史，这部书都是必备的参考和重要的依据。 荟萃了众多名家、数百位学者的智慧和心血的《中国通史》，的确因它集中了大量最新研究成果而为世人所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