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是当代法国最深刻的社会学理论家，正如卢曼是当代德国最深刻的社会学理论家，不过，他们两个在中国都不怎么受重视。布尔迪厄的著作译为中文的已经有十种左右，但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很少利用、参考这些书，也许是因为布尔迪厄的文字理论性较强，难于消化吧。《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是布尔迪厄晚年的讲座整理稿，文字较通俗，题旨更显豁，对默顿、库恩等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名家有相当犀利的评断。如果说有缺点的话，那就是布尔迪厄晚年思想偏于保守，胶着于科学界现状的表象，没能从更深入的角度切入科学危机问题。

《海德格尔的政治存在论》内容简介：马丁·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公开结盟，以及这一结盟与其哲学思想中的具体关系——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他的概念与一系列完全不可驳辩的政治信念之间发生关联——，已经成为最近辩论风潮的话题。布迪厄，这位法国一流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家在这场辩论之前的十年，早就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既是这场辩论的先导，又是对卷入到哲学话语生产之中的体制化机制的分析。 尽管海德格尔了解并承认纯粹哲学议题的合法性(他指涉那些圣典作者和传统问题，并尊重学术禁忌)，然而，布迪厄还是指出，海德格尔哲学话语的复杂性与抽象性源于他在文化场域的位置，这也是社会维度与知识分子维度，亦即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交叉的地方。 布迪厄建议，海德格尔不该被看成是纳粹的意识形态专家。由此，他的结论是，人类的种族主义概念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观念里是没有位置的。更确切地说，他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是”保守革命“在哲学场上的结构对等物，纳粹主义不过是“保守革命”的一个维度。

《关于电视(精)》系布尔迪厄在法兰西公学院讲授的两堂电视公开教学课的内容，该课脉络清晰，对学界所取得的有关电视的研究成果做了综合评介。课一剖析了影响电视的隐形媒介审查行为的内部机制，揭露了电视形象与电视话语这些假象背后的某些运作秘密。课二揭示了统治新闻场域的电视如何通过引入收视率逻辑，即对商业需求的蛊惑性服从逻辑，深刻地改变了不同场域的运作，这些场域不仅包括艺术、文学、哲学和政治场域，甚至包括法律和科学场域。

布尔迪厄一直致力于揭露所有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统治关系：统治者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不知不觉地参与了对自身的统治，这其中就包括潜藏在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性别统治”。《男性统治》正是布尔迪厄为从理论上颠覆表面上自然的、合法的性别等级，从实践上为妇女解放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所作出的努力。

导 言 在《将负量概念引入哲学的尝试》( Essa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Grandeur in Philosophy)中，康德设想了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而又力争十二分程度的兄弟之爱的人，与另外一个有三分程度的吝啬并且有能力达成七分程度慷慨目标的人——而这个人只做出了四分程度的慷慨行为——相对比。他得出结论，虽然按照行为来衡量——二比四——前者不可辩驳地要比后者低劣，但实际在道德上，他比后者更为高尚。我们或许应该使用一种类似于此的算术式的价值评估来评判科学著作……社会科学明显是处在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的阵营里，而且，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以康德的方式来将它们必须克服的社会力量的因素考虑进来，我们无疑就能够更为准确地对它们的价值进行评估。当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其影响遍及所有社会科学学科的特殊目标时，这一点就更确真无疑了。这种特殊的目标，即语言，是整体性的和不可分割的，在索绪尔的研究中，它是通过对其所有内部社会变量的排除而建构起来的；或者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它是由赋予语法的形式属性以优先权——这种优先权损害了功能性限制——而建构起来的。 在这种学术研究成为流行时尚之前，我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即以确立“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为目的，停留在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方法论的“解读”之上的研究(所幸它没有发表)。因此，对于这一具有至高权力的学科所施加的最为可见的支配性影响，我可能比别人更为敏感，无论它是涉及理论著述的文字手稿，还是按照表面意义对概念所作的机械转换，或者是所有不假思索的借用——这种借用割裂了完工的作品(opus operatum)与操作的方法(modus operandi)，导致了一种预料不到的、有时是荒谬的再解释——所作的机械转化。但是对时髦品味的反抗，绝不是一种注定要认可无知的拒绝：最初是索绪尔的著作，然后是——当我开始接近于察觉到作为执行的话语(和实践)模型的不足之处时——乔姆斯基的著作(他的著作认识到了生成性倾向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就是包含一些基本问题的社会学。 这一点仍然是不可否认的，即除非我们超越作为纯理论的结构语言学意图之中所固有的限制，否则这些问题就无法发挥它们全部的影响。现代语言学的全部命运实际上是由索绪尔的初创行为(inaugural act)所决定的；通过这种初创行为，他把语言学的“外部”要素与内部要素区别开来，并且通过为后者保留语言学的头衔，排除了所有在语言与人类学之间确立一种关联的研究，排除了讲说它的人的政治历史，甚至是语言讲说区域的历史，因为所有这些事物不能对语言知识本身有所增益。尽管结构主义语言学被假定为源自语言被赋予的自治性(这种自治是相对于该种语言生产、再生产和使用的社会条件而言的)，但它如果不实施意识形态的影响，即将一种科学性的表象赋予给对历史产品的自然化，即赋予给象征性的对象，它就无法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科学。语言学场域之外的音韵学模型的改变，对各种象征性产品、亲属关系分类体系、神话系统或者艺术作品而言，具有使其初创过程普遍化的效应，正是这种初创过程通过把语言方式与其生产和运用的社会条件分离开来而使得语言学成为了最自然的社会科学。 不言而喻，不同的社会科学对这匹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也具有不同的先天容纳倾向。将人类学家与其对象联系起来的特定关系，以及由其外部观察者的地位所赋予的“公正的观众”的中立性，使人类学成为其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当然，还有艺术或文学的历史传统：在这一领域，引进一种预设了功能的中性化的分析方法只能是使感知艺术作品的模式变得神圣化，而这种模式总是要求鉴赏家的、即“纯”的和纯粹的“内部”性情倾向，而排除任何对“外部”因素的“还原性”指涉。因此，颇像是另外一个理论分支的祈祷轮 (prayer wheel)，文艺符号学把对艺术著作的膜拜抬高到了理性的层次，而同时又没有改变它的功能。在各种情况中，社会都被排除在外——这使得语言或者任何其他象征物都被当作了其自身的终极目标——这颇有助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成功，因为它赋予以纯粹内部分析和规范分析为特征的“纯粹”实施以一种没有结局的游戏的魅力。 因此，推导出这一事实的所有结果就成为必要了；而这些则被语言学家和他们的模仿者强有力地压制了，以致如《普通语言学教程》所断言的， “语言的社会属性是其内部特征之一”，并且社会的异质性都包含在语言之中。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事业当中所包含的风险，这种风险并非是显而易见的粗糙，因为对这种粗糙可以进行最为严格的分析；这种分析能促成被压抑之物的回升，但这也是它受到指责之处。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在接受一种较低的区分性(distinction)利润的同时，选择为真理付出较高的代价。 导言 第Ⅰ部分 语言交换的经济 1．合法语言的生产与再生产 2．价格形成与利润预期 第Ⅱ部分 言语与象征性权力 1．权威化的语言：使仪式性话语有效的社会条件 2．制度的仪式 3．认同与表征：对地区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所需要的元素 4．描述与规定：可能性的条件与政治效力的限制 第Ⅲ部分 对话语的分析 1．审查与塑形 2．宏大话语：“关于对《读<资本论>》的几个评注”的若干社会学思考 3．科学性的修辞：对关于孟德斯鸠效用的一种分析的论证 注释 译后记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ISBN：9787100034883，作者：（法）P.布尔迪约（Pierre Bourdieu），（法）J.-C.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著；邢克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