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的第二部英文论文集，继《仁与修身》之后进一步确认做人与修身在儒家传统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对儒家“自我”概念做了传述和诠释，把儒家的自我作为创造性转化的观念加以理解，并对如何探索儒家传统中的丰富资源提出了一些方法。作者还探讨了宋明儒学的本体论，即主要思想家所理解的人性的形而上，及宋明儒学中的宗教性与人际关系。

《体知儒学:儒家当代价值的九次对话》根据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杜维明先生为浙江大学“文化中国人才计划”开设“儒家传统的转化与创新”课程时的录音整理而成。《体知儒学:儒家当代价值的九次对话》收入了九次对话记录，内容涵盖文化中国、儒家三期、新轴心文明、启蒙反思、文明对话、全球伦理、印度启示等前沿性论域。“体知”作为儒家的一种独特的认知途径贯穿全书，隐含杜维明先生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殷切期盼。

1988年作者应台湾大学哲学系和历史系的邀请，以“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为题，开设了13次的公开课，从多层次、多面向、多维度和多因素的视野来考察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和现代精神的儒学诠释。作者的核心关切是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以回应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著名命题。作者认为，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之间有选择的亲和性，并没有反证韦伯的命题，但却迫使韦伯命题只通用于现代西方。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虽在历史上引发了东亚的现代化，但没有在结构上规定东亚现代性的内容。因此，东亚现代性是西化和包括儒家在内的东亚传统互动的结果。 作者对儒家传统和现代精神的理解烙下了80年代的深深印痕，如从韦伯—帕森斯—哈贝马斯一脉相承所构想的理性化过程作为现代化的本质特色，而对以福柯、德里达、拉康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行的反思则涉及较少。而作者对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因素则从几个层面来把握：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精神资源，企业伦理，民间社会的“心灵积习”，生命形态的价值取向，认为发掘儒家传统的人文资源，不仅有助于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也可以用来构建全球伦理这个设想。

本书是作者17篇文章（包括一篇访谈）的汇集，这些文章并非一时之作，所以在形式上也不是一本有着系统构思的专著。但全书确实有着内在的关联：通过启蒙反思，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全球化语境下的价值多元化和文化本土化提供理论的支持。通过对全球化与本土化关系的反复申辩，既充分尊重多元化与本土化，又申明对全球化共同价值追求的必要，于是文明对话便成为必然。文明对话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和谐互动保驾护航，也激励了本土文化与传统文明在面对各种全球性重大问题时作出积极的回应，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即可为这种回应提供丰富的价值资源。 对话本质上是一种倾听的艺术。对话将生成一种双方都未曾料到的新视界。诸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也是如此。文明对话首先预设了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它承认平等和差别，平等意味着彼此信任，差别意味着互相尊重。作者杜维明说：“对话一定不能被视为一种说服的开场白”。文明对话的目的，是要倾听不同的声音，向不同的视野开放，并且分享真知灼见，所以，对话乃是扩展我们视野、深化我们自我反思以及开拓我们文化意识的机会。作为众多文明形态之一的儒家思想，理应参与到这场对话中来，为全球伦理提供可贵的价值资源。不对话、不学习、不交流的本土文明，就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其结果可能是自行隐退。而这，显然是每个炎黄子孙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

该书阐述了全球化冲击下的文明对话的主题，主张在全球化冲击下的各种不同形态的文明，应该排除传统的“二分”意识，采取对话的形式求得共存与发展，达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作者主要以儒家精神为个案，剖析了传统文明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为读者正确、深刻地认识全球化发展趋势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书是杜维明在1982年至1987年间所撰写文章的合集，所收录的文章各有侧重，试图藉此理解身兼儒家之道的历史典范和现代体现的儒家知识分子，从而对儒家知识分子进行了历史的和比较文化方面的考察。在作者看来，儒家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是向着道、学、政等方向展开的，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某些精神，并有可能丰富现代知识分子概念的内涵。他试图通过阐发儒家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发掘出“隐藏在累积而成的儒学人文传统中，学做一名学者(知识分子，或具有道德修养的人)的深厚蕴涵”，进而增强现代中国“文化人”观念的力量，同时确立起对儒学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