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之“梦”有真有假。真梦是曹雪芹的原著，即脂砚斋批语中透露的“百十回”本，实即一百零八回手稿；假梦就是流传已久、蒙蔽世人，完全违背曹雪芹原著精神意旨的程高伪续一百二十回本。《亦真亦幻梦红楼》力图“追寻曹雪芹原书的某些大关目大章法，以及若干故事情节的大概约略，藉以演现这种模拟式的尝试，结果与程高伪本是何等的差异，何等的“针锋相对”。

我读诗骚 邵毅平 依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分类法，《诗经》是“经”之一，楚辞位居“集部”之首，都不是普通的文学作品。不过对于我来说，这种分类法，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经典”观念，却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的心目中，《诗经》（尤其是国风）不过是早期的流行歌曲，楚辞大半是诗人的不平之鸣，都只是些普通的文学作品而已，与今天的流行歌曲，今天诗人的不平之鸣，并无本质区别。现在大家都说它们是“经典”，我理解只是说它们确实写得好，有文学价值，仅此而已。我自己的还算喜欢它们，也就像喜欢别一些文学作品，大抵也出于同样的理由，而并非因为它们是“经典”。 当然，我的意见也并非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从前就有许多人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如南宋的朱熹就曾说过：“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朱子语类》）——怪不得他做的《诗集传》能别开生面。晚明的冯梦龙也曾说：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序山歌》） 大意是《诗经》的国风就是歌谣，也就是后世的山歌，在当时风雅并称，历史久远，地位很高。里面有许多桑间、濮上之音（爱情诗歌），孔子认为它们表达了真情实感，所以把它们采录、保存了下来。现在的山歌虽然非常俚俗，但正是《诗经》郑风、卫风（爱情诗歌）的遗响，它们原本就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应该像尊重《诗经》一样尊重山歌（反之，也应该像看待山歌一样看待《诗经》）。接着他还说，山歌有“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功用。其实，如果表现“男女之真情”的国风传统能够一路传承下来，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则“名教之伪药”原本是申请不到“批准文号”，从而根本投不了产，入不了市的。 到了现代，鲁迅的意见也差不多，他在《门外文谈》中说： 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鲁迅是用了调侃的口气，来把《诗经》“去神圣化”的，而且把它与白话诗作了比较，认为它甚至还不如白话诗（当然也是开玩笑）。的确，“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哪能跟前者比呢？ 正因为抱了这样一种“不恭敬”的态度，所以要我承乏来解读诗骚，我自然“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乱说一气。 我的理解之一是，文学就是文学，只有高低优劣之分，没有古今中外之别。正如“爱利恶德”（T.S. Eliot）所说：“所有的时间都是同时存在的，因而人类所有的行为、痛苦、斗争都是同时存在的。”他还补充说：“所有的女人因此只是一个女人。”如果可以继续补充的话，那么我还想说，所有的空间也都是“同地”存在的。我之看待文学，一如食客看待料理，只问是否好吃，不管来自何处。所以我用来解读诗骚的材料，也就五花八门，随物赋形，“东搭黄浦西搭海”，没有什么固定的章法。加之现在市面上流行掉书袋，古书袋，洋书袋，大家掉得不亦乐乎，也有掉得昏天黑地的，我自不妨也来凑个热闹。 西汉的董仲舒就已经说过“诗无达诂”，更何况又过了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不要说“达诂”，就连“涩诂”也是奢望。拿过一首诗来，这个说是写美女的，那个说是写俊男的；这个说写的是死人，那个说写的是活人；这个说是男人写的，那个说是女人写的；这个说是讲政治的，那个说是玩爱情的……南辕北辙，劳燕分飞，谁都有“话语权”，谁都没有“最终解释权”。这既让我生杨朱歧路之叹，也给了我“取巧”的空间。我的诠释未必合于众口，但保证至少都有“借口”。有些乍看上去不大正经的，希望先不忙着鄙视，熟悉熟悉，见怪不怪了，也许就会觉得正经起来。 我的有些今译可能就更不正经了。其实“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就很不正经，但以之今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却形神俱似，不愧是鲁迅的手笔，一出手即不凡。又如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倪海曙的《苏州话诗经》，也是很不正经的，年少时一读倾心，从此成了它的“粉”（fan），以它为“偶像”。这次，凡我力有所不逮，或干脆想偷懒，就拉它过来救急。唯一的遗憾是，我懂苏州话，读者却不一定懂，所以为方便读者起见，凡引用之处，若有必要，我又为它们加了一些简注。 既说“诗骚一百句”，那么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诗骚各占一半，或至少篇幅差不多罢；可结果却是诗多骚少，二者简直不成比例。原因也并非就是扬诗抑骚，重“经”轻“集”，而是《诗经》说得高兴了，把篇幅都说完了，于是楚辞自然就只能少说几句了。想起来怪对不住屈宋的——但也许这样反而对他们更好，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可能耐不住我的胡言乱语。 总之，本书的写法，本人的看法，有时可能匪夷所思，奇形怪状，用沪语来说，可能有点“十三”，不那么正点，会让正经学者看了不舒服的。好在本书本来就不是为他们写的，对他们的不舒服我用不着负责任。又好在虽然会有些不正经，却自认并无什么假正经。 而且，谁管得了那么多呢，书也罢，人也罢，大家都不过是“指间流沙”（A Handful of Dust），纷纷“行走在消逝中”罢了。 2007年7月30日识于沪上西北偏北胡言作坊

《水浒传》被腰折，《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 莫非真是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三弃复三挈，看香港学者陈永健细述《海上花》与张爱玲的文学因缘，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海上花》。 特别附录《海上花》作者韩邦庆晚年志怪奇书《太仙漫稿》十二篇。 《海上花列传》是清朝韩邦庆用苏白写就的长篇章回小说，曾由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将其翻译为白话文本。陈永健先生通过多种译本的比较研究和对《海上花列传》原典的深入挖掘，在《三挈海上花》一书中分三挈，即初挈、二挈、三挈三个回目，对海上花的内容、文字技巧和价值等都作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并将韩邦庆的原本与张爱玲的翻译本相比较，评点二人在小说领域内的异同和独到风格。胡适曾将《海上花列传》提到与《红楼梦》相同的地位，而几十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演化为“红学”的倡盛，《海上花列传》的成就却少有人提及，是次陈永健教授的潜心研究成果，当可弥补这一空白。

《美国后现代科幻小说》在大致梳理西方科幻小说史的基础上，以美国当代文化批评理论家弗列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视野中的乌托邦理论、及其对当代科幻小说，特别是对赛博朋克这一科幻子类的评述为理论依据，剖析了美国后现代科幻小说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地位。 《美国后现代科幻小说》以吉卜森等四个作家及其作品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展现后现代科幻小说的兴起、发展和继承，评述美国后现代科幻小说如何热衷于虚构模拟空间，结合高等科技和底层生活，消解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对立，呈现一个不断更新、随意改变的赛博空间或异化历史。

《谈文学》是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朱光潜先生抗战最后几年发表于不同刊物上文章的结集，收录长短不一的文章近二十篇。既为初入门者说法，可视为文学入门读物；又牵涉到文学理论，可作为理论著作。但主要是他“学习文艺的甘苦之言”，不同于坊间的一般文学入门读物。正如他书中所言，初学文学关键在于“多玩索名家作品”和“自己多练习写作”，“逐渐养成一种纯正的趣味，学得一副文学家体验人情物态的眼光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