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以来，最早由我国福建省武夷山流入西方世界的茶叶，成为导致近代中西冲突与社会变革的关键性物质之一。在近代闽北山区以茶叶产销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包含着两股文明之流的逆向流动：一方面是中国茶叶向西方世界的传播，尤其是武夷红茶在英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在原产地崇安县，英国人对正山小种的热捧，调整和重塑了闽北山区的空间结构及当地人的文化图式；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体制，作为一种“文明”产物对帝制中国造成了巨大冲击。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逐步在闽北乡村社会中展开。当地的各种势力在对茶利、茶捐、茶权的反复商榷和调适中，都充分运用“民族一国家”的话语，在体制内寻求解决问题的渠道，因此这也是一个现代国家体制在地方社会逐步建构的过程。《茶叶的流动：闽北山区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1644-1949）》通过对明朝以降闽北山区茶叶贸易网络的追踪，展现了区域社会在受到本地的历史叙事、海外市场对武夷茶“意义”的重塑、社区中的仪式传统、王朝国家行政力量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离婚率在全国居首位，维吾尔族离婚率较高并且主要体现在南疆农村。本书透过描述喀什一个维吾尔族村落阿村妇女的婚姻，全面、立体地考察了研究对象的不同侧面。来自田野的图像，使我们观察分析维吾尔族妇女婚姻诸多层面的同时，进而了解维吾尔族妇女婚姻文化个性，反观自我的婚姻文化，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整个人类的婚姻文化。

近年来，高丙中教授开始带领研究生到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德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去进行田野调查，取得了一批虽然初步但却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虽然尚属初步性质，但却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开始从本国的需要出发，运用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去对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海外世界进行实地性的考察。《海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选取了高丙中教授及其团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部分成果。其中第一部分收入的三篇文章主要讨论了 “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第二、第三部分则分两个主题具体呈现了该团队在海外从事民族志研究的部分成果。

男女平等理想好像永远处于逃遁状态，在地平线上不断闪现，似乎又可望而不可即。杜杉杉认为，如果将视线从潜伏于女权主义主流的形形色色乌托邦理想上移开．人们可能会惊奇地看到．男女平等社会确实存在。基于对云南拉祜族社会的大量田野调查。《社会性别的平等模式:“筷子成双”与拉祜族的两性合一》发现，诚如有关“筷子成双”的诸多拉祜谚语所喻示，男女平等社会可以在两性合一的理念中有效实践。

康敏博士的专著《“习以为常”之蔽》是一部很值得一读的外国民族志，很了不起。该书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东南亚研究中一个非常可喜的重要转向：即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开始走出国门，奔赴东南亚国家从事田野调查研究。在此之前，虽然不乏海外中国留学生也到东南亚实地调查，收集资料，但一般都是受国外大学的派遣与资助，专门为国外大学学位论文而准备；同样，虽然中国大学也有部分学者、甚至博士生，曾创造条件到东南亚国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研究，但一般或为短期肤浅粗放式的观光考察，或为长期交流学习式的进修访问；虽然中国前辈著名学者如人类学家林惠祥和社会学家陈达，也曾在东南亚从事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并有专门著作问世，但那毕竟是在战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就像台湾著名的人类学家李亦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赴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田野考察一样，毕竟与内地大学和学者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就社会科学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独特历史遭遇和中国对外国地域研究的整体水平而言，像康敏博士那样从事为期近一年的专题田野调查，从学术的原动力到财物资助，完全靠自己筹措而不用依靠海外援助，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其闯劲之足，令人刮目。正因为如此，如果说北大社会学与人类学系高丙中教授麾下的博士生团队可谓开了风气之先，一点不为过。康敏博士论文的成功实践，从另一个侧面也展示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包括学术交流）近士多年来突飞猛进的飞跃发展和广阔前景。

《努尔人》一书通过对非洲部落政治制度的田野研究，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群体中，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本书是现代人类学史上最著名、最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作品之一。《努尔人》的经典性一方面体现在其主题上，它开创了一部民族志专门讨论个主题的先河；另一方面体现在其方法论上，它集中在一个具体的社会里展开结构分析。这两方面均对今后人类的研究范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