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经过我所《集成》编辑组的同志们多年来辛勤的劳动，现在资料搜集行将完成，编纂工作大体就绪，第一册已经可以交付出版了。今后其它各册也将陆续付印。这部书的出版，将为殷周青铜器的研究，尤其是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因之，我们相信，这将会促进这方面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本书收录的多文资料，包括殷周、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各类器物，年代下限断至秦统一以前。宋代以来各家著录和国内外主要博物馆藏品，力争收集得比较齐全。各地新出土的发掘品和采集品，以各册编成时已公开发表者为限。预计所收器铭的总数当在万件以上。书中采用拓本的主要来源有五：（一）考古所多年积累的旧拓本，（二）《考古学报》和《考古》的档案，（三）编辑组同志前往有关单位新打制的拓本，（四）若干文博单位提供的现成拓本或拓本原大照片，（五）若干单位或个人借给的拓本。其中第（一）（二）两项共计约五千器，第（三）荐将近三千器，第（四）项一千余器，第（五）项为数不多。再有一定数量的器铭，因手头缺少善拓或仅有摹本流传，采取剪贴《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录遗）等书，或由我所技术室按比例复制其它著录书，用两种办法将其补齐。版面上的器名由我所编辑室刘勋同志一手编写。

一、本书所收魏晋南北朝墓志，起三国之始，迄杨隋之末（220-618），皆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及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两书所未收者。赵万里书出版太早，五十年代以后新出墓志未能收入；赵超书所收墓志截止1986年，且不收隋志。本书所收隋代墓志，皆赵万里所未及得见，主要是五十年代至2003年底发表者；其余墓志，为1986年后至2003年1

宋代器物学的成就世所共知，现代中国考古学就是以宋、清两代的传统古器物学为基础，引入西方考古学建立起来的。大量的宋代古器物学以及古器材料散存于浩如烟海的宋代笔记中。作者以此为研究基础，对大量宋人笔记中有关古器物记述的只言片语，进行爬梳整理、分析甄选、集中归纳，以一、铜篇，二、陶篇，三、泉币篇，四、玺印篇，五、玉篇，六、竹木篇，七、石刻篇，八、墓葬遗址篇，九、仿制篇，十、杂篇等篇、章、目，把分散于宋代笔记中的金石古器物学发现和研究成果汇为一书。为避免成为无价值的断烂朝报，本书还尽量吸取当代考古学理论和成就，在需要的地方加一些简短按语。

本书是王家葵先生在《南方都市报》开设的“玉吅读碑”专栏的结集，凡五十篇。作者以随笔的体裁，对古代碑文及其中提及的事件进行考据和引申发挥，融汇了丰富的历史、宗教知识。精细的考据和大胆的猜想，出言有据的轶闻掌故，犀利风趣的历史评说，作者以其博学与睿见，把读者带入引人入胜的碑文乾坤。

艺术和宗教在人类的表达中是不同的范畴，各自以独立的方式存在并发展——但是它们也互相影响。宗教需求在哪一点上、怎样开始影响艺术实践?艺术形式在何时、怎样变成宗教实践的重要手段?审美因素——工艺的精美、材质的精良、比例的协调——在何时、怎样获得宗教意义?艺人或是工匠如何表达深奥的宗教理念?诠释这类问题在研究中国佛教艺术的过程中普遍适用，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王静芬的《中国石碑》一书为探究这类问题建立了坚实的平台。例如，她指出中国竖立纪念性石碑的习俗远早于佛教的传入。她追踪了佛教思想上的变化，从集中于个人禅修转移到怜悯一切众生，这使得宗教图像、象征符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她证明了这一思想体系从外来到中国如何逐渐适应本土习俗。最重要的是，她描述了心灵手巧的艺人的创造性，他们大大地丰富了佛教艺术的外来风格，帮助这一信仰如此深刻地渗透进入这个庞大国家的群体意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