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讨论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书写语言与文章体式的复杂演变。与一般的理解不同，作者认为，这一转型并非简单的白话替代文言的问题，很多现代书写因素是首先在文言内部实现的，而且不止是在文学文本，也在学术文本中完成这一过程。

本书是由作者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一课所用的讲义稿整理而成的。 在书中，作者提示了史料与研究之间的种种关系，叙述平实，不卖关子。分别讲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念、范围、类型、成型的与不成型的现代文学史料及掌故之学，并针对搜集史料的所应具有的意识和应掌握的方法作了细致的梳理；在阐述现代文学史料的整体观中，尤其强调开放兼容的史料研究态度；而对史料研究与使用的具体指导，则体现在作者就扩展史料的先行规则、基本方向，以及应用史料的规范所作的系统阐述之上。 作者提出，不论研究对象有什么变化，养成史料先行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作者努力把自己研究的感想和基本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既给出具体的史料类型和可能存在的寻找方法，又力图诱导出可能存在的史料方向和学术灵感，后一点尤其重要。

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中唯一的描摹世情之作，《金瓶梅》因其记录下层社会生活情态，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及独特现代性，而在近三十年蔚为显学。但《金瓶梅》最让人诟病的性描写或曰性关系，人们都不敢触及或者羞羞答答点到为止。马克思曾说过，“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在当今社会昌明的宽松学术环境下做此研究正逢其时。作者立足于把《金瓶梅》看作一部“晚明时代的百科全书”的研究视角，围绕书中“爱与性”这一主题，既不脱离文本，也不搞繁琐考证；既非文学批评，也不是人物分析；做了一些颇有生趣和意味的社会学、民俗学的讨论，力图以性关系作为观照点，把人物和情节背后的东西告诉读者，延展读者的视线，使读者看到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作者文笔简炼生动，运用史料游刃有余，对于晚明世俗生活的钩沉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

《罪与文学》是一部无与伦比的触及中国文学根本的文学批评力作，相信它将给整个中国文学界带来巨大的震撼。因为它不仅发现和直面这样一个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根本缺陷——缺乏“忏悔意识”，即灵魂论辩的维度；而且以“忏悔意识”这个特殊的视角进入，深入探讨文学的灵魂维度与思想深度；并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检讨中国文学的旧传统，特别是现代文学的新传统。

《浦安迪自选集》是作者的自选文集，收录了其有关中国早期思想与经典、明清小说、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等的研究文章24篇，展现了其一以贯之的中西比较的理论维度和阔大的视野，比较全面地反映他多面的研究领域和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通全的理解。

本书作者通过对莎士比亚主要的八个历史剧整体系列的综合阐释，通过分析莎士比亚对待这些历史主题所保持的精思熟虑以及他大多数历史剧的精致架构，让人们更加相信莎士比亚是受过教育的，在广阔的智慧和思考的力量上是可以媲美但丁和弥尔顿的诗人；他提升了编年史剧的水平，将编年史剧变成一种独立的真正的戏剧类型，而不只是悲剧的附属品。并且从一开始到最后、在他所有的历史剧中始终对秩序原则有着稳固的意识，并因为这种意识而与同时代那些更具哲学思维的作家们更为接近。 莎士比亚历史剧以史诗的方式表现了他头脑中的中世纪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生活图景，其中心主题则是被置于庄严而高度道德化语境中的英格兰或国家主题。 在西方文教传统谱系中，不断有学人将莎士比亚与柏拉图并举。莎士比亚戏剧以历史舞台为背景，深涉人世政治问题的底蕴，尤其是王者问题，一再激发后人掂量人性和人世的幽微，为后世探究何谓优良政制、审慎思考政制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不仅如此，与柏拉图的戏剧作品一样，作为政治哲人的莎士比亚没有学说，他的政治哲学思考无不隐含在笔下的戏剧人物和戏剧谋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