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入门》自出版以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初涉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学生而言，该书是入门的不二之选。 各种方法、各方大家、各类技术术语，错综复杂，令人目不暇接，而这一切在《理论入门》中被解说地清楚明白，深入浅出。许多理论类书籍对于所介绍的理论和理论家都有预设立场，与此不同的是，《理论入门》仅仅提供基础的原理，而让读者自己发展观点。 此次修订版包含了当今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最新发展潮流，并新增了两个全新的章节。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到自由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同性恋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批评、文体学、叙事学和生态批评等方面的内容。

本书辑录著名作家、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先生读书笔记30余篇。 作者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视角描绘了一幅展开的“文学地图”，笔涉鲁迅、沈从文、钱钟书、废名、川端康成、安徒生、卡夫卡、毛姆、契诃夫、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尤金•奥尼尔等作家、作品及相关话题，尤其注重“微言大义，洞察玄机”：于细微处见宏远，于简约处见繁复，于冷静处见激情，于平实处见智慧。 本书既是一份私人的读书备忘录，也是一份独特的文学辩护词。热爱、关切和担心阅读和文学的读者，亦可在这里发现十分有力的证词。

译事中的文化意蕴是本书最饶有兴味的话题。作者身兼译者与学者，对翻译与文化的思考深及义理、妙趣天成。本书从翻译的理念出发，通过一些现实的问题阐发中西文化的内核，颇具启发，对文坛、学界和社会万象也有独到的评论。书中文章是作者在教书、著书、译书之余，为台北《联合报》副刊等所写专栏的精选。

本书的范围涉及近年有关(文学中的以及非文学中的)各种叙事理论的方方面面,显示这些理论如何已经改变了我们对不仅是虚构作品,而且是诸如传记与历史写作这样的非虚构作品的理解。华莱士·马丁通过对同样几部作品的反复分析比较和评价这些理论。这些例子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幸福》、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弗朗西斯·麦康伯夫妇的短促幸福生活》和《哈克贝历·芬历险记》以及基于传统民间故主题“失而复得的情人的礼物”的一系列故事。 马丁首先描述了1960年以前英美文学批评中有影响的小说理论,然后综览了其后一代的理论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叙事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和跨学科的研究课题。本书的主要章节刻画了从对情节的结构分析到对叙事话语、读者反应以及解释问题的详尽研究这一转变。马丁在其与传统文学批评和其他可能的阅读方法这一更大语境的联系之中审视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及符号学的理论。本书结束于对下述问题的考虑:叙事本身如何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突破被用于分析它们的理论以及批评家们与哲学家们在试图定义“叙述”和“虚构”时所遭遇的种种困难。依据主题划分的一组书目为近年对叙事理论的研究著作提供了一个有选择的指导。《当代叙事学》将会受到研究小说、虚构作品和批评理论的学者的欢迎。

吴兴华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学者和翻译家。说他非常有才华，既是一种称赞，又是一种惋惜──如果不是他英年早逝的话，我们本可以赞他非常有成就或者著作等身之类的。 吴兴华是燕京大学的高才生，当时被认为有希望成为钱钟书式的学贯中西的大家。虽然他最终没能成为“钱钟书第二”，但从这本《吴兴华诗文集》来看，他的学术水平和文字能力未必比钱钟书低多少。尤其是他清丽的文笔，似乎比钱钟书那种扬才露己、广征博引的风格更耐人寻味。《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一文，显示出吴兴华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不俗的文艺见识。只可惜，他留下的这类佳作实在是太少了。 《吴兴华诗文集》编辑整理颇不完善，比如吴兴华从德文翻译的里尔克诗多首没有入集，而唐逸先生《荣木谭》里的一篇《追思吴兴华先生》也没有收进《吴兴华诗文集》的附录，这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所幸的是，装帧印制颇精美，读起来很舒服。

《铁屋中的呐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心理学的角度回顾家庭和教育对鲁迅心理发展的影响，说明中国文学传统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中心，系统阐释鲁迅的文学创作，包括短篇小说、散文诗及杂文；第三部论述鲁迅最后的十年，集中研究他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看法。通过这三个部分，作者试图重新描述出鲁迅真实的心路历程，揭示出鲁迅内在的深刻悖论与矛盾。作者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鲁迅并非一位有体系的，甚至也不是前后一贯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发展’也并非顺着一条从社会进化论到革命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路线。在我看来，他是一位高度‘思想化’（intellectualized）的作家，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内心的鬼）转化为艺术的意义结构（structuresofmeaning），这种意义结构是决不能肤浅地仅仅理解为抽象的‘革命意图’的。鲁迅最终完成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使命，经历了许多的考验和错误，“他的心智成长的过程其实是一系列的以困惑、挫折、失败，以及一次又一次灵魂探索为标志的心理危机的过程”。书名中所使用的“铁屋”隐喻，是一个双重隐喻，既指中国社会和文化，是鲁迅所反抗的古老社会与传统的象征，也指鲁迅本人复杂的精神状态，那存在于其心底深处的绝望与期待。 这种充满矛盾与悖论的鲁迅形象，建立于作者细腻入微的文本分析。作者把鲁迅作品置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之中来审视其作为艺术家的独创性，说明在前人积累的极其丰富的文学传统中进行创新的努力，才是鲁迅的“现代”和“伟大”之处，也才是鲁迅的现代性之所在。李欧梵认为鲁迅的文学创新及其深刻的“现代性”与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不可分割，甚至对西方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艺术技巧的借鉴也由此而触发。鲁迅创作的现代性与其说体现于象征、反讽、叙事等形式层面，不如说体现于这些形式层面所表达的主观的内心的精神活动。因此，李欧梵对鲁迅作品的文本分析、对鲁迅复杂精神世界的探寻其实是融为一体的。即以《野草》而论，以往论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中的抑郁情绪，而李欧梵却认为《野草》是一次形式试验与心理剖析的完美结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通过对《野草》各篇相类形象的细读，李欧梵寻绎出文本背后的意蕴，以求重建作者叙述的寓意：诗人的内心自我正处于矛盾绝望之中，开始进行一种荒诞的对意义的求索。但他又意识到，在其长久求索的终点，并没有什么至高的目的，只有死亡与坟。当他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框架中寻求确定存在的意义时，发现“现在”也并无其他重大意义，只是一个不断的时间之流，一个变化的过程。因此，诗人的痛苦的情绪，可视为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的不断的挣扎。当他到达最黑暗的底层时，他在每一极找到的都是虚空；就在这最虚无的时刻，他决定依靠着从身内看向身外，依靠着确定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而走出这绝境。 显然，这种在绝望中抗争中的形象，也就是鲁迅在小说散文中一直着力描写的那个清醒的孤独者的形象，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鲁迅自我形象与精神的写照。这个清醒者面对庸众，进行着无望的斗争，这种精神发展的最终点就是厌世或者说死亡，他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在绝望的境地中，与生存的无意义进行着殊死的抗战，这是一个多么具有悲剧性的情境。对于孤独者来说，空虚与充实、沉默与言说、生长与腐朽、生与死、明与暗、过去与未来、希望与失望，永远处于互相作用、互相补充和对照的永恒链环中：腐朽促进了生长，但生长又造成腐朽；死肯定了生，但生也走向了死；充实让位于空虚，但空虚也会变成充实。这种不可能逻辑地解决的悖论正隐喻了鲁迅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的心理的绝境。李欧梵所揭示的鲁迅的矛盾与悖论，已越来越为后来汪晖、钱理群等人的鲁迅研究所印证，这一切都是由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所决定的。中间物意识体现出鲁迅一种深刻的内省精神或自我意识，意味着鲁迅对自己既反传统又处在传统之中，既追求光明又不属于光明的悲剧命运的洞察，标志着鲁迅对自己的孤独、寂寞、绝望、反抗、悲剧感等心理状态和现实际遇所达到的充分自觉。中间物意识更是一种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的自我要求，就是鲁迅所说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人把自身投入了必然的历史进程，既然是“必然”或无可选择，那么即使是“绝望”也无碍于人坦然地走向未来（汪晖语）。《铁屋中的呐喊》及其后来者所重塑的鲁迅形象，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复杂而深刻的鲁迅，怀疑、否定、探索、创造、自我牺牲、矛盾痛苦，这一切才共同构成了鲁迅基本的历史文化品格和实践性品格的精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