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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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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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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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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永不消散的阴云
1980年代,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论,后来被称为“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争论围绕纳粹罪行的独特性、如何评价第三帝国在德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评价和书写历史等问题展开。参加争论的有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和德国一大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如恩斯特•诺尔特等人。争论并不局限于学术圈和思想界,而是在德国的报纸、期刊等公共媒体上展开,因而在公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在西方世界引起重视。参与论战的各方,虽然也有言辞激烈之处,但总体上而言,较好地遵守了学术讨论或者思想论争的基本规则,力争以逻辑力量阐明自己的观点,取得上风。 虽然这场争论没有明确的最终结论,但提出的问题是整个德国社会二战以后虽未明言却普遍关心的,参与争论的学者从历史和现实的多个角度进入,没有使用过多的学术语言,公众理解起来没有障碍,各方的观点也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各自的逻辑非常清晰,因此,对整个社会开放数十年以来的思想禁区,加深关于德意志第三帝国历史的思考,确认德国在历史和世界中的位置,有很大的推进作用。了解这场争论,中国的读者解读东亚的历史和自己的当代史,都很有借鉴作用。 -
后形而上学思想
《后形而上学思想》堪称哈贝马斯思想的浓缩。他以“形而上学之争”为切入点,集中阐明了他对英美语言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语义学(皮尔斯、塞尔、米德等)的批判与借鉴,以便在逻辑学与语义学之间开辟一条语用学的路子,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为交往行为理论提供有力的证明,破除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前提。哈贝马斯主张,通过把主体间性的方法运用于意义与有效性、主体性与个体性等概念,真正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既可以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陷阱”,又可以保有启蒙理性的批判锋芒。 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没有感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说,他都是一位建树甚丰的大师。 ——托马斯•麦卡锡 哈贝马斯是当今整个欧洲大陆唯一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也是令人敬畏的哲学家,他对社会和政治理论、宪法学、历史社会学、哲学史和语言哲学(仅举几个他最频繁涉足的领域)的造诣之高令人惊讶……他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重大贡献证明了他惊人的学问深度和深刻的洞察力。 ——彼得•戈登 -
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这部著作是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部著作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并且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为或陈述可以被有关的某些人批驳或辩护,而这恰恰就是他们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或有根有据的。我们不能像经验主义者那样,限制理性行为的范围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以“交往合理性“的概念来弥补“工具认知理性“的不足。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的,合理性意味着交往,因为只有符合与至少另一个人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时,某事才是合理的。